元朝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渊源可追溯到魏晋隋唐的行台和金代行尚书省。蒙古国期间，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三断事官及归降的金朝官吏、军阀等，也称为行尚书省或行省。不过，这些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行省。忽必烈建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置中书省总领天下政务，时称“都省”。不久，又相沿前朝旧例，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卖力行政或挞伐事件。如中统和至元前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河东行省、北京行省、山东行省、西夏复兴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云南行省、平宋战役前后的荆湖行省、江淮行省等。此中，设立于至元十年（127年）的云南行省等，已带有处所最高官府的色采。就是说，这一阶段的行省已闪现朝廷派出机构与处所最高官府的两重性端倪。只不过此类两重性仅表示在云南等少数行省范围内，多数行省的性子仍然是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
元末孙作在谈到行省及掾史时说：“昔之号令出于州司，今之碎务决于当局。掾非其人，则百司无以仰承”。孙氏之语，有助于我们了解、熟谙行省在中心与处所权力布局中的感化。耐人寻味的是，孙作笔下的“当局”虽实指行省，却不明言行省。此中似有两层寄意：一是行省代表朝廷行事，二是行省是中心当局的分支或构成部分，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处所官府。鉴于此，孙氏称“当局”而不径言行省，还是比较安妥的。能够窥见：借行省之设置，元廷是将昔日“州司”的发号施令和碎务决策
再来看行省掌管军事时与朝廷的干系。元廷将汉军及新附军的统属权委付于行省后，并没有让行省独立利用其军权，而是通过授受牌符，制止擅调军队，限定惩办军将之权，直接安插更调戍兵和整点军队等环节，加强了对行省的节制。元制，除云南行省外，各省提调军马的只限于两名长官，其他佐贰等官不得参与。各行省“提调军马官员”的详细人选始终由朝廷肯定。朝廷对各行省提调军马官员的金虎符给赐，非常慎重。当行省丞相一度废罢，平章政事二员并为行省长官时，朝廷又特地给行省平章政事颁赐金虎符，确认其“提调军马”的资格和权力。申明行省长官提调军马的权力来自朝廷，其授予、转移取决于朝廷，并以朝廷颁赐的金虎符作为仰仗和意味。同时，元廷对此类调军权也有较严格的规定。早在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蒲月，即行省兼领军事定制后一年余，元廷命令：“诸行省非奉旨毋擅调军”。变更行省所属军队的批准权，集合于天子一人。行省只能遵循朝廷的号令行事。就是说，大多数环境下行省变更军队是奉朝廷的敕、命行事的。此项规定过分呆板，各行省距京师数千里之遥，奏报后待命而行，多数会贻误军机。或许是考虑到此种方向，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十仲春，朝廷又改而答应行省在告急环境下便宜出兵。行省官常常亲身率领军队交战。但率军交战的，不但必须是佩有朝廷所赐金虎符的平章等官，并且每次是否由“行省宰臣亲率诸道兵往讨之”，也须依朝廷号令而定。行省官对所属军队将领的惩办定罪，也是其提调军马权力的一个方面。迄仁宗朝，元廷对行省措置军将的限定颇严，“军官犯法，行省咨枢密院议拟，毋擅决遣”。元朝前期，上述法则逐步放宽，行省始被答应便宜措置副下千户（受敕官〕等下级军官的普通犯法和战时贻误军情者。朝廷还按照政治、军事情势的需求，卖力变动各行省辖区镇戍军队的分合聚散等。对辖区镇成军队的漫衍，行省也能够提出增减调剂等定见，禀报枢密院，转奏朝廷。但批准与否，权在朝廷。各行省所属镇成军队的换防变更，对行省所掌军事权力，对行省长官与镇戍军队的统属干系等，部会产生奥妙影响。朝廷实施此类换防和变更时，行省官常常不很甘心。如平宋后阿里海牙官至湖广行省左丞相，恃宠倨傲，旧属部将盘根错节。世祖以诏旨命所属二万户与江淮行省四万户换防。阿里海牙迟迟不肯遵旨出兵，最后畏于抗旨“不敬”的罪名被迫履行。由是观之，按期不按期地更调各地戍兵，仿佛又是朝廷制止行省掌兵官员与所属戍军间统属干系的牢固化、私家化的一项有效行动。有元一代，“整点”阅实各地军队数量，也是天子和枢密院始终把握的首要事权。“整点”’普通在天子即位及挞伐之进步行。不管何种“整点”，“非得旨，皆不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