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郡国并行，对秦极度中心集权既有担当，又有变通。但魏晋南北朝以豪族大地盘占有为根本的方镇都督分权或地区性盘据，又是对秦汉郡县制中心集权的否定。隋和唐前期，重修中心集权的州县、府兵、科举等体制，又是对魏晋南北朝处所分权盘据的否定。自秦汉始前后联络的三形状及递次否定，又构成第二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主张行省是处所分权和主张行省是中心集权的人，固然对行省服从的熟谙相左，但对行省所握权益颇重，二者的观点又如出一辙。
无庸讳言，元朝统治者设置行省的初志和直接目标，确切是“以武力保持*统治与剥削”。确切是“为了军事节制”。但是谁曾推测，元统治者出于军事节制目标而创设的行省，却引出连绵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心集权新形式。以是，我们对元行省制汗青感化的评价，就不该拘泥或范围于“军事节制”、“军事弹压”的初志，而应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摸索阐发其汗青本源和庞大背景。
（四）元行省制的汗青感化
固然，就中国的汗青环境、详细前提而言，中心集权比处所分权的公道性与进步性较着多一些。隋唐以降，中心集权逐步代替处所分权盘据，也表白了这类优胜劣汰的汗青挑选。但极度的中心集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心对处所当局“无所分画”和“无所寄任”为根本，是与天子*轨制相适应的汗青产品，主如果为家天下的王朝大一统办事的。从这类特定性子、目标及悲观结果来看，两宋式的极度中心集权并不是当代中心与处所权力布局的最好形式。最抱负的中心与处所权力布局应当是，既能包管中心当局有充足的力量统治好天下，又能保障处统统适度的权力扶植好处所。从中国的国情解缆，以中心集权为主体，恰当添入处所分权的多少内容，应是比较公道和无益的。
唐前期藩镇盘据或半盘据，是郡县制处所权力布局的某些部分不甚完美形成的。安史之乱后，藩镇节度使军事、财务、行政、监察诸权在握，能够自募军士，能够占有“送使”等赋税，也能够节制“支郡”，自辟官吏。河朔等镇还能自行拥立主帅。藩镇盘据或半盘据所形成的内轻外重，明显是对隋及唐前期中心集权体制的否定。两宋一反唐前期藩镇盘据之道而行之，安身于收权，并且非常完整。既“收其精兵”、‘制其钱谷”、削其支郡、“稍夺其权”，又以路转运、提刑、常平、安抚四监司为东西收夺州县诸权和监察处所官吏。元及明清统治者秉承两宋轨制，持续实施收夺州县官府事权和尽能够集合各项权力于中心的政策，只是在中心集权过程中应用了行省的特别东西，创建了以行省为关键的中心集权，故应是两宋否定唐前期藩镇盘据的持续与生长。因而，自隋朝始前后联络的三形状及递次否定，又构成了第三个“正一反一合”的阶段。
第三，以行省为首要工具的处所监察，构成了监察行省、防备其擅权坐大的特别机制。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处所监察收集，是元朝处所监察的创举。世祖末成宗初，行台监察御史和与行省同处一城的廉访司，接踵获得了对行省官吏的奏劾、按问、刷卷等权力，并且有所效果。换言之，元朝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既重视了对普通处所官府的遍及监察，又把行省当作处所监察的重点工具。其成果，处所监察不但阐扬了整饬吏治，减轻官吏*的感化，并且充当了监督行省的有力东西。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相互对峙、相互进犯的状况，恰是上述机制的一种盘曲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