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救灾委员会”昨日便商定了灾后救济事件，对于哀鸿涌至城郭已有预案。当即分拨职员安抚民气、搭建临时木棚、发放净水口粮，将哀鸿临时安设下来。
粮仓自是建于枯燥高处，设想之初便考虑到了涝害身分。怎奈此次水患百年难遇，城内民居悉数被淹，粮仓也难逃其劫。
只是，从一开端，就没人估计到灾情会有如此严峻，首当其冲的粮食危急。
民以食为天，饥饿能摧毁人的意志，也能催发人的魔性。
元佑初，右司谏王觌上奏，要求进步京师常平米粜价。当时开封诸仓出粜常平米，代价是每斗六十文至六十五文省，他以为虽“有以见朝廷不吝亏损官本，而惟以利民为务也”，但“官粜甚贱，非所乃至商贾也……京师之民，旧多食麦，现在多食米，以米贱故也。使旁郡之米、麦人京师者浸少，岂悠长之策哉”。他但愿“京师常平米，一斗其价，以百钱为定”。将官方粜价进步到每斗一百文省。也就是约莫一千文一石。杭州与金陵的米价相差仿佛，均在一石七百五十文摆布。
元佑元年，知枢密院章惇言：“凡本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如果不通水路州、军，不过直十四五千罢了。”本地泛博地区正长年景的粮价是每石二百文，偏僻的处所更便宜，每石仅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文。代价较着回落。不过，在汴梁、金陵、杭州这等繁华都会，米价并不低——
这些都不是眼下该考虑的，当务之急是将灾害影响降到最小。
究竟上，正月金陵花魁大会，王棣轻飘飘地抛出的《鹊桥仙》及《青玉案》两阙词，仿似在大宋的文坛投下了两快巨石，以金陵城为中间点，余波四下分散，到仲春便传到了杭州城。
灾后第三天，杭州最大的米放开门售米，米价为一石八百五十文；
嘉佑六年七月，河复溢卫州王供及汲县高低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已丑，遂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淮，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
一番询查以后得晓，城门口这些人都是周遭房屋冲毁、无处安身的乡民，成群结队的来城里出亡。
苏轼写“明月几时有”，人称“《水调歌头》出，再无中秋出”，及王棣此二词出，亦是将七夕、元夕词写到了极致，时人且言“再无七夕（元夕）词也”。这是将王棣与苏轼相提并论了，单以此二词论，王三郎是当得起的。
这仲春来，“纤云弄巧”及“东风夜放花千树”唱响大江南北，其阵容之烈令人咋舌。
当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因而声传一时。“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放荡清闲、尽情寻欢，且到烟花巷陌里，倚红偎翠，寻环肥燕瘦之柳三变，是为“白衣卿相”。
灾后第五天，危急呈现。
北方水患大部分因黄河决堤而起。
当时，京东西、湖北、淮南、两浙、江南粮价比较便宜，皆物价中平；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土薄物贱，粮价更低；川蜀四路粮价最贵。大中祥符元年玄月，京西、京东、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都获得大歉收，官方陈述每斗米的代价为七至八文，即每石七十至八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