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的叫水费，陆运的叫驴脚，漕运官船上的海员、运工、护送兵丁人等，吃粮都要算在运耗中，最离谱的还是仓耗，囤积粮食所破钞的木料、芦席也要算在仓耗里，运往北京的漕粮，南米每石要征耗米二斗五升到四斗，加耗高达四成。
但降落盐价和盐税也有好处，那就是能减少私运盐，毕竟如果私盐利润不大，捉到的风险又高，那实在划不来，不如到盐场买盐征税后去卖。
其二是过关厘金，我们在关津道口，设有关卡，对过往贩货行商征税，税率也是百征一。”
一个宁波府一年十六万两，那一个浙江省一年起码能得一百多万两，这已经不比地丁银少了，以是朱以海挺满足的。
何况，阻力也确切大。
一斤盐半分盐税，七千万斤，那也起码是三十五万两银子了。
宋朝一年官盐产量二三百万引，大抵三亿多斤盐，均匀一人五斤盐耗损。明朝每年盐产量六亿多斤，哪怕就按一人均匀五斤盐来计算，浙江一省一年起码得耗损七千万斤盐。
当然，这五十二万多石地丁，一成归朱以海的内府，五成返国库，剩下四成保存处所财务。
“非论折色本质，都不再指派大户充当粮长或银柜代收代输，而是由官府派发粮单，在夏秋两季，由百姓本身把赋税送到乡上。”
一个府的工商税，十六万两实在未几。不过这也不满是工商税，毕竟大明端庄工商税也是有的，只是税率低的让人发指，跟这厘金差未几，并且士绅贩子们很少有交税的。
现在，重新清理后，竟然能达到五十二万多石，如果按每石折一两银，就是五十多万两银，若按时价折二两银，就是一百来万两银。
“你们筹算折银还是征粮？”
“我们的厘金首要分为三类征收，一是产出厘金，除地步种粮交赋不再分外征收产出厘金外，其他如种茶、种果、养渔、种树等，产解缆卖时，都要征收厘金，税率为按百征一。
先赋后租，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