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学年没有结束，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今后，我便感觉医学并非一件紧急事，凡是愚弱的百姓，即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偶然义的示众的质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觉得不幸的。以是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窜改他们的精力，而长于窜改精力的是，我当时觉得当然要推文艺，因而想倡导文艺活动了。在东京的留门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乃至差人产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但是在冷酷的氛围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道了，别的又邀集了必须的几小我，筹议以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项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当时大略带些复古的偏向，以是只谓之《重生》。
这孤单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当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5，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劈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仿佛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没有甚么用。”
只是我本身的孤单是不成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因而用了各种法，来麻醉本身的灵魂，使我沉入于百姓中，使我回到当代去，厥后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孤单更哀思的事，都为我所不肯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毁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仿佛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义了。
“你钞了这些有甚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讨的诘责了。
“没有甚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