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许说来，我的和艺术的间隔之远，也便可想而知了，但是到本日还能蒙着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遇，不管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的事，但幸运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临时另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欢畅的。
因为这些老练的知识，厥后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黉舍里了。我的梦很完竣，预备卒业返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痛苦，战役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奉。我已不晓得传授微生物学的体例，现在又有了如何的进步了，总之当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现微生物的形状的，是以偶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候还没有到，西席便映些风景或时势的画片给门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工夫。当时合法日俄战役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天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窗们的鼓掌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俄然会晤我久违的很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很多站在摆布，一样是强健的体格，而显出麻痹的神情。据讲解，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察，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重生》的出版之期靠近了，但最早就隐去了多少担负笔墨的人，接着又逃脱了本钱，成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小我。初创时候既己背时，失利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厥后却连这三小我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差遣，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重生》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