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男知青受不了本地当局对知青的不公道报酬，拉了公社二十来个知青要进深山打游击，筹办了大刀、长矛。大姐没插手，是因为感觉躲进深山，日子必然更苦。步队还没拉进山，就被全数抓获，两个头头被判了十五年刑。
大舅说不坐船，二妹，你这些钱我们归去能做大事。
她挑了块石头坐下，背对着江面，不待我问，就提及来。
一年后母亲的小弟弟从忠县乡间拿着地点，一人问路来到重庆。这个十一岁的少年到我家时，穿件老蓝布长衣，一条烂裤，重新到脚又脏又臭。大姐还觉得是乡村叫花子，叫他滚蛋。母亲从屋里出来，止住大姐，奉告她：“这是你幺舅。”
我走下石阶，对站在院门口的大姐说了环境，大姐说，那老太婆是她同窗的妈，即便女儿在，也不肯让女儿出来。臭老婆子，耗子精！
大姐不太信赖母亲敢去监狱看望。在这件事上，大姐对母亲的思疑或许真有事理，她做女儿的，对这点该当最敏感。
母亲获得口信已晚了好几个月，袍哥头早被绑赴法场。那天是大弹压，传闻，赴法场的途中极刑犯们在车上暴动，一群死囚跳车逃亡沿街奔逃，手提机枪只能当场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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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记错了，我是走了好久的路。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我说。
幺舅偶尔也来我家，与母亲话头总转到外婆身上。幺舅说：觉得束缚了打倒地主，日子会变好些，没想到还是差吃的。妈为节流，只喝井水。
外婆咽气时也未谅解母亲当年逃婚的事，这也是母亲的芥蒂。母亲一次次梦见外婆到她床前来找她，倒也未提逃婚的事，这是外婆高傲，不肯提。外婆只是抱怨母亲，说母亲不管她，说她仍然饿肚子，孤孤傲单，遭人欺。外婆还说她找三姨――她的亲外甥女，却如何也找不到。母亲也从未找到三姨的坟，三姨1961年饿身后传闻是被埋在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坡上。当时还未兴建大桥，野树野草乱石成堆，没立个碑，就即是消逝了。修建大桥时，早被推土机铲得一根白骨也不剩。
母亲脸上呈现了浅浅的笑容，轻声细语地说：“死一个，少一个，好一个。”
母亲叫父亲闭嘴。她挺着大肚子，抱着女儿在家里战战兢兢。
不料过了一会儿，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话：“他就那样死，就好了。”
母亲说你不听话，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
“没有，你还得老诚恳实全数招出来。”
母亲大着肚子在监狱门口斗室间里，报了名字，登了记，却没能被答应见面。反落了个记实在案，坐在回南岸的过江轮渡上，她气恼万分。
1953年外婆死的那天，母亲打来一盆温热的水，用毛巾给外婆擦脸、脖颈和身子，把外婆冰冷的手贴在本身的胸口。外婆穿戴母亲手缝的衣鞋停在一块旧木板上，在堂屋紧靠我家房门边。没有人嚎啕大哭，没有请人来做道场，没有花圈祭幛，也没设灵堂，一盏灯芯草点的菜油灯，一闪一闪照到天亮。外婆被草草安葬在三块石山坳的野坟堆中。
有人悄悄给她捎来口信，袍哥头子在监狱里，要她带女儿去监狱看望他。母亲踌躇不决，在床上展转反侧，难以入眠。凌晨，母亲双眼红肿，出了家门，她没有带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