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划子媳妇咋不出工?”玉兰插了一句。
这村里谁家娶了新媳妇,闹完洞房以后,“那谁”回到家里就端出捣蒜锤子捣了起来,每天捣,见天捣,捣出来的东西,被他涂抹的墙上,炕沿底下到处都是,直捣得人家新媳妇大了肚子,“看看这回是小子,女子。”
“嘚儿驾!”两辆胶轮大马车叮了当啷地向县城的方向驶去。
“哎,你咋还没动静。”枝儿摸了摸五柱媳妇的肚子问道。
腊月二十九这天,在铁道南的一片谷茬地里,四个女人挖,挖不动,铲,铲不动,只好杵着铁锹,把一只脚蹬在铁锹上,两只手套着棉手套捂在锹把上,手背拖住下巴,说寡话。
“哎哎,说说,说说。”一个叫玉兰的妇女凑过来,用手指捅了捅捂嘴儿媳妇儿的后腰。
“你见过?”一个叫枝儿的小媳妇问道。
事情组对大队干部私语了一阵,大队干部舒展着双眉向民兵连长表情庞大地说道:“找俩人,先把四伯看起来。”
几天后,我又想起了小谭阿姨。“姐姐,小谭阿姨阿谁书包真标致。”我对姐姐说。
门划子媳妇见了“那谁”,老是二哥长二哥短的,厥后就去“那谁”家串门,“那谁”就把捣蒜锤子给她用了,当时她也推让了,但碍于情面,也就半推半当场接管了。厥后就用得顺手了。
五柱媳妇有一点不好,就是不晓得艺术是源于糊口而高于糊口,在传闲话上不会加佐料,不会添油加醋,反而大打扣头,听到的故事,再从她的嘴里取出来,顶多五成。
据他说,这村里已经有了他二十几个后代啦,可儿家个个都是一对大眼睛长得水灵清澈,或是一对小眼睛机警活泛,不是像爹就是像娘。
那天凌晨小谭阿姨来我家吃了最后一顿饭,把她带来的一个竹皮暖壶,硬要给姥姥留下,“打搅你们一年多了,在你们家吃的很好,没别的,把这个暖壶给你们留下吧,做个纪念。”说罢,又取出一斤二两粮票和四毛钱,“这是明天的炊事费。”
“哗......”二歪子带头鼓起了掌,固然鼓掌的人未几,但也算是耐久不息。
终究,姥姥手里拿着钱和粮票,含着眼泪把小谭阿姨送出了大门口。
不久二歪子便成了李家堡贫协副主任。
姐姐咋就啥都晓得。
小谭阿姨背着四四方方的打着横三竖二的背包,右边挎了个军用水壶,左边肩上挎了个军用挎包,包盖上绣着红色的毛绒绒的“为群众办事”五个字,她常常挎在肩上的,到我家用饭时,我摸过好几次的,就是毛绒绒的。
“我咋晓得。”
自从二歪子进了大队带领班子,把个李家堡搞了个热火朝天。
小谭阿姨昂首看看阴沉沉的天,弯下腰来紧了紧鞋带,又往上颠了颠背包,用一条白毛巾把两肩的背包带系在了胸前,做好了行军前的筹办,然后,回过甚来摆摆手,对姥姥说:“归去吧,大娘,挺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