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划子媳妇咋不出工？”玉兰插了一句。
这村里谁家娶了新媳妇，闹完洞房以后，“那谁”回到家里就端出捣蒜锤子捣了起来，每天捣，见天捣，捣出来的东西，被他涂抹的墙上，炕沿底下到处都是，直捣得人家新媳妇大了肚子，“看看这回是小子，女子。”
“嘚儿驾！”两辆胶轮大马车叮了当啷地向县城的方向驶去。
“哎，你咋还没动静。”枝儿摸了摸五柱媳妇的肚子问道。
腊月二十九这天，在铁道南的一片谷茬地里，四个女人挖，挖不动，铲，铲不动，只好杵着铁锹，把一只脚蹬在铁锹上，两只手套着棉手套捂在锹把上，手背拖住下巴，说寡话。
“哎哎，说说，说说。”一个叫玉兰的妇女凑过来，用手指捅了捅捂嘴儿媳妇儿的后腰。
“你见过？”一个叫枝儿的小媳妇问道。
事情组对大队干部私语了一阵，大队干部舒展着双眉向民兵连长表情庞大地说道：“找俩人，先把四伯看起来。”
几天后，我又想起了小谭阿姨。“姐姐，小谭阿姨阿谁书包真标致。”我对姐姐说。
门划子媳妇见了“那谁”，老是二哥长二哥短的，厥后就去“那谁”家串门，“那谁”就把捣蒜锤子给她用了，当时她也推让了，但碍于情面，也就半推半当场接管了。厥后就用得顺手了。
五柱媳妇有一点不好，就是不晓得艺术是源于糊口而高于糊口，在传闲话上不会加佐料，不会添油加醋，反而大打扣头，听到的故事，再从她的嘴里取出来，顶多五成。
据他说，这村里已经有了他二十几个后代啦，可儿家个个都是一对大眼睛长得水灵清澈，或是一对小眼睛机警活泛，不是像爹就是像娘。
那天凌晨小谭阿姨来我家吃了最后一顿饭，把她带来的一个竹皮暖壶，硬要给姥姥留下，“打搅你们一年多了，在你们家吃的很好，没别的，把这个暖壶给你们留下吧，做个纪念。”说罢，又取出一斤二两粮票和四毛钱，“这是明天的炊事费。”
“哗......”二歪子带头鼓起了掌，固然鼓掌的人未几，但也算是耐久不息。
终究，姥姥手里拿着钱和粮票，含着眼泪把小谭阿姨送出了大门口。
不久二歪子便成了李家堡贫协副主任。
姐姐咋就啥都晓得。
小谭阿姨背着四四方方的打着横三竖二的背包，右边挎了个军用水壶，左边肩上挎了个军用挎包，包盖上绣着红色的毛绒绒的“为群众办事”五个字，她常常挎在肩上的，到我家用饭时，我摸过好几次的，就是毛绒绒的。
“我咋晓得。”
自从二歪子进了大队带领班子，把个李家堡搞了个热火朝天。
小谭阿姨昂首看看阴沉沉的天，弯下腰来紧了紧鞋带，又往上颠了颠背包，用一条白毛巾把两肩的背包带系在了胸前，做好了行军前的筹办，然后，回过甚来摆摆手，对姥姥说：“归去吧，大娘，挺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