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仕成在处所被誉为“轻财好义，处所善举帮助弗吝”。一是赈灾济贫。广东地区常有灾情，潘仕成不止一次捐资赈灾，还倡种牛痘，建议官府、亲朋推行种牛痘，并为之代购入口种痘洋刀，运送洋痘种。各方人士和受患者均赞其“功德无量”。至于平常故交知己需扶贫济困，或婚丧嫁娶，或缺医少药者，他都乐意慷慨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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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仕成操纵了本身的身份和来往，不但经商盐务，并且承办军器出产、帮办洋务。第一次鸦片战役前后，十三行的那些洋商因中英交兵元气大伤，日子并不好过，潘仕成却以承办海防和战船发了财。潘仕成承办兵工海防时，主动捐资加制战船，一次就捐助抗英军饷8万两，被赞为“粤省名流中最为着力之员”。邓廷桢在石门试炮，邀他前去旁观。两广总督对构筑虎门海防工程踌躇不决，“恐花数万之资，委于无用之地”，厥后乞助于潘仕成献策帮助，才得完工，是以非常感佩潘仕成“急公之状”，致书要他“时以策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2月，英军攻破虎门，广州垂死，时已被撤职的林则徐决然决定出资自雇壮勇以应敌。在林则徐的感化和动员下，广州爱国士绅、贩子纷繁捐资雇勇。潘仕成主动代付广益行雇募300名壮勇的雇资。为此，林则徐特致函于他，谓“中间捐资保卫城垣，洵属义举”，“若广益行所雇之人改由尊处给资，于心不安，理亦不顺，且与别处转不一概，无以对人。兹特将广益退回原银送缴台府，祈为归款。盛情已所深感，幸勿谦让过情，曷胜感祷”如此。潘仕成以为“要制敌则必制其炮，要制其炮必先制其船”，故不吝以每月5000两银子的高薪礼聘外籍人士壬雷斯制水雷、造战船、铸火炮，花去6.5万两银子。所制水雷，成为当年攻船利器，还将20枚水雷、400斤火药运往天津大沽口要塞练习。他还编绘了《攻船水雷图说》上奏，得获传旨嘉奖。因为筹防筹饷，潘仕成遭到粤地大吏的倚重，多次向朝廷表奏其功。道光帝一再下谕嘉奖：“该道员潘仕成，业经迭次加恩赏戴花翎，并加按察使衔，应如何再加嘉奖之处，着两广总督酌核具奏，候朕施恩。”不久，据奏议赏加潘仕成布政使衔。清朝洋商所能得授最高官衔只能是三品职衔，布政使是从二品职衔，潘仕成因功得衔，职位非常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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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宦海、阛阓之争更是狠恶莫测。潘仕成既以官绅身份经商，虽善运营，颇多善举，暮年却一再遭受变故，今后一蹶不振。
的确，成为红顶贩子的潘仕成瞬息成为了不得的大众慈悲家、军事开辟的财阀、中心财务的忘我帮助者。铺路、赈灾、种牛痘，潘仕成要出钱；水雷开辟和舰船制造，他要出钱，然后无偿或微利让渡给清当局；清廷养兵用军，他还是要出钱。一顶红换来一身累，这是潘仕成没有推测的。如果说铺路、赈灾之类是回馈父老乡亲，他尚能甘之如饴的话，本来应当是当局财务拨款支撑的项目竟然也让他分担任务，则确切成为生命里不能接受之重了。潘仕成是官商，但没有哪个清廷官员能像他那样被无休无止的分摊包抄的。一顶红顶换来哑巴亏，潘仕成明显没有更多的体例。他必须恪守财产，寸步不离广东因而成为这类心态近乎病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