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一样在这个以“国泰民安”定名的都会中，大部分玩家在前一天“被害”，而npc更惨，泰安十数万npc十去三四，一片乌云暗澹，破败苦楚之景，好点的另有家人或亲人收尸，差点的百口死于非命，最惨的连亲朋都死绝了，尸身就直真的摆在街口，而最后者倒是最多的，幸亏这才方才入春，气候酷寒，尸身还未及腐臭，倒不至于激发瘟疫。
同光间一个久在湖北宦海的士人曾记录过鄂省巡检中“候补数年，无一差，费事甚，命其十一岁小女乞食”的真人真事，以及久候调派不成得，致夏季“衣单无棉”而“妻一子四女一，三日内皆食红薯七文罢了”的真人真事(78)。他们固然已经列入了官界，但其一身一家则犹在温饱交煎当中而不能脱苦海无边。另一个士人也记录过同一类真人真事，说的是候补宫中的“饥饿而死”者：“予在沈方伯署中，某日，有人禀某候补县死，方伯委员往验因何而死，回禀曰：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实冻馁而死。其身上惟留一破衣破裤，床上惟眠一破席，被帐俱无。”按记叙人作客幕府的行迹，这件事该当产生在福建。在同一段笔墨里，他还记录了四川一个“温饱不堪，吞烟他杀”的“候补知县”和江苏一个“抵押俱尽，遂自经而死”的“即用知县”。这些人各自候补到死而不得善终，说了然候补的路不轻易走得通。
清初实施这类候补轨制，人数尚可节制。清中期今后不管是通过科举测验，还是用钱捐官，都需求追加投资才获得实缺。加上督抚等有力者的“保举”之类，实际上候补早已无序。
捐纳在年复一年地孵出大量的仕进人，保举也在年复一年地孵出大量的仕进人。但清朝国度官制中的缺分则始终是一个既定的数量和有限的数量，是以这类大量孵出的仕进人从一开端便成了宦海包容不了的人。张之洞抚晋之日曾说：山西地瘠官贫，“候补向无多员。同治年间，道府州县，尚不敷百人，同通佐杂，不敷二百人，似较之东南各大省为少，然已无差可委”。至光绪前期，则分发而来的仕进人已一时“骤增”，以今时比往昔，“盖多于昔日者，十之七矣”。由此构成的是一种没有体例消化的局面：“计晋省同通共八缺，候补者四十二员，佐杂共一百六十六缺，候补者四百一十二员；河东盐务共九缺，候补者八十七员。”在“员”和“缺”之间的差额里，都是阗塞于宦海的多余人，而“每月缴照到省者，尚庞大沓而来”，他们还在不断地为山西宦海增加多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