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大志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明朝《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贸易主力军。据记录，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魁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明朝末年扬州驰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恰是山陕贩子与徽商之间阛阓积怨的一次大发作。
此次改朝换代的战役，给扬州带来了没顶之灾。1645年5月，清将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死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抨击大开杀戒，形成“扬州旬日”悲剧，公众死80万，西商、徽商及各地贩子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昌隆带来的贸易繁华，毁于一旦。
但陕西贩子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务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成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贩子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采办盐引，即能获得发卖食盐的答应。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明显突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上风，给了地理上更靠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富的盐业运营的良机。
堆积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庇护本身共同好处的需求，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厥后为了对于徽商的合作，又与山西盐商合伙共建山陕会馆。当时候，山陕贩子气力仍然刁悍，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采办盐引。山陕会馆单独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应出商帮权势鼓起前后的汗青轨迹。
比拟之下，山西向来缺粮，山西贩子要享用“食盐开中”政策，只要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阔别边塞，山高路远，徽州贩子更有力参与此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首要启事。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落空经济上的意义，陕西贩子和山西贩子一起，纷繁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关键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录，当年会合扬州的陕西贩子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记取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天下的陕西商帮开端成型。
“商籍之争”，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实在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气力对比的盛衰窜改。
明朝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略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在明朝，作为盐商的陕西贩子，气力曾超出于山西贩子之上，其故乡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不过，此时的扬州盐业，已是徽商的天下，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贩子与山西贩子之间貌合神离，陕商在扬州敏捷式微，只剩下约莫十几家盐商，不能称帮，难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