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怪乎杨凌想破了脑袋，也没能想清楚东宫为何非要致张伯和于死地。实际上，促使太子杨勇严令夏侯福逼迫张伯和北上劝降张仲坚的并非别人，恰是将捐募粮食弥补北境所需的张衡。
又过了近半个月，终究有眼线来向杨勇禀报，天子已筹办携皇后、嫔妃们前去歧州避署去了。杨勇得报大喜，遂将萧子宝等一班亲信朝臣调集来东宫，提早向他们分拨了皋牢朝臣的差使，只待天子、皇后的銮驾一分开长安，便能够分头行动了。
但是，在这以后短短的几天时候里，从大兴宫麟德殿接连传下的几道圣旨完整打乱了杨勇的打算，并令他身不由已地堕入到了更大的发急和不安当中。
同虞世基在这份奏章中列举出的杨广为抚绥江南而采纳的诸如推行均田制、亲入佛门倡兴佛教等各项行之有效的行动比拟，本身前几日向父皇建言面向江南富户募征粮食的那道奏章实在不值得一提，反而有印证虞世基奏章，提示父皇在杨广的管理下，江南已成为天下富庶之地之嫌。
恰在这个时候，他安插在江南的亲信，建康司马夏侯福给他发来了一封手札，向他陈述了广陵张家的二管家张仓在岭南通匪资匪的案情。杨勇看罢这封信，遂产生了操纵张仓通匪资匪这件事打击杨广，试图通过坐实广陵张家谋逆的罪名，给父皇杨坚形成杨广贻虎为患，姑息养奸，抚绥江南不力的印象，以挽回对本身极其倒霉的局面。
但是，眼瞅着已过了蒲月端五，仍不见父皇有前去仁寿宫避暑的动静，杨勇遂有些心急起来，密令他安插在大兴宫中的眼线时候存眷天子、皇后的意向，随时来报。
前面我们说了，高颖罢相后，萧子宝给杨勇献上了三条应对之策以确保储君之位不失，别离是寻良医医治独孤后的沉痾、向杨坚建言诛杀南陈后主陈叔宝和向江南富户捐献粮食弥补北境之需。
杨勇便筹算趁父皇、母后都不在长安的这段时候，操纵本身留在长安监国的无益机会，遍及皋牢朝臣，培植翅膀，以挽回因高颖罢相给本身形成的倒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