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政治上反攻则较易行。如向百姓党抗议并发宣言，提出开释叶挺、项英及统统被俘职员及天下统统被捕党员，不得殛毙一人，补偿统统丧失及抚恤死伤，枪决上官云相称肇事凶手等要求。且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完整处理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号令，百姓党再向我华中打击，即以为正式与我党分裂等。
毛泽东主席这时的反攻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一种激愤的情感。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人，其对情势估计之严峻，乃至于不得不未雨绸缪地要求莫斯科批准其全面反攻打算。他不会像项英一样，在转移之前还做二个多小时的动员陈述，而对于转移艰险途途上的实际困难，乃至是灾害想得太少。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固然不像长征前那样教条地服从于共产国际，但此时明显要争夺更多、更大的国际社会的了解、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