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韩琦是三朝老臣啊！相三帝扶二主，没有韩稚圭，英宗坐不稳皇位。他赵顼能坐在这个位子上，有韩琦的功绩在，他的恩德不成不念。韩琦说的话即便不信赖，也得做出个信赖的模样，这才是保全老臣面子的做法。
“赵阅道帮了大忙啊！”曾布笑着，内心却对赵抃没半点感激，却在想赵抃一点担负都没有，又不敢做事，难怪老是在叫苦。
曾布明天一听到宫里传出来的动静，就赶去王安石府。他跟吕惠卿、章惇等一众变法派的中坚官员都在门房候着，待了整一天，也没见到告病的王安石，不过把情意传到就已经够了。只是曾布没想到，他这么一走，明天在政事堂中竟然产生了这么多事情。
胖堂吏回身要走，曾布自前面叫住他，把他唤进公厅来：“曾相公、陈相公，明天可曾说甚么？”
但王安石那边又该如何办？听他自去，不再变法？那钱那里来？军队如何整备？失土如何光复？二虏如何降伏？！
“……总得试上一试！一旦真能收伏河湟蕃部，秦州便为要地，生民也便不消再受战乱之苦，这是一劳永逸。”韩冈年青的脸上透着刚毅，“其事虽难，如果还没有做过便放弃，心中老是不甘心！”
韩冈的话惹得张戬点头称是。当年李元昊举起叛旗，张载一样有着投笔从戎的心机，若不是有范仲淹、韩琦一众名臣来镇守关西，动乱的局势也容不得张载、张戬安放心心的读书下去。“既然玉昆你是王韶所荐，那应是为了开辟河湟喽？”
赵顼的话，让宰执们一阵搔然，而司马光回声答是，接下了旨意，退后去写圣旨。他是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恰是有资格草拟圣旨。
只不过河湟之事，得王安石之力甚多，张戬和程颢这时又想起称病请郡的王安石。心道‘王介甫若离职，韩玉昆的职司，或许要生变数了。’
朝堂上常常争辩治国之策，都是把百姓拉出来为本身的话做背书，哪一个不是摆出为民请命的态度。三年来，赵顼还是第一次从臣子的嘴里清楚的听到管理家国的本质。即便畴昔王安石与他谈起青苗法的本意，也要遮讳饰掩，不肯把话说透。
“陛下！”文彦博倒是抢先上前：“天下纷繁，皆为新法。新法悖时难行，天下士大夫无人不言。王安石既已然自知，何不从其愿，放其离京？！”
崇政殿中，宰执、两制，决定大宋国策的十几位重臣都在等着赵顼从沉默中醒来。站在宰执们的上面，司马光平心静气的等着。分歧于曾公亮、陈执中的心浮气躁，分歧于文彦博、吕公弼的急不成耐。几位翰林学士中排在第一名的司马君实，始终都是保持着沉着的态度，仿佛变法的存续、王安石的去留，如流水过石，在心底没有引发一点摆荡。
文彦博生于真宗景德三年【西元1006年】，到了现在的熙宁三年，已年过花甲，几近古稀。六十五岁的他老迈龙钟，身子佝偻着，皮肉都败坏了。但广大的骨架子一旦挺直，数十载为相而产生的压迫感，便好像一团阴云沉甸甸的压向年青的天子。他嘲笑，从唇缝中挤出的衰老声音，就像从崇政殿外吼怒而过的北风：
仁宗、英宗，另有他赵顼，哪一个是奢用无度的昏君？没有啊！仁宗天子大行前，身上盖的被子是旧的，用的茶盏是素瓷的。先皇即位四年，病得时候居多，宫舍、出游，会花大钱的支出一项也没有。连大殓，也是因为间隔仁宗驾崩才四年，国用不支，用度一省再省，害得本身连孝心都尽不了。而他赵顼呢，自即位以来何时豪侈过一星半点？！如许的环境下，自家再俭仆，能俭仆多少出来？即便本身一点不消，也不过省下几十万贯。这对三司账簿中越来越大的洞穴来讲，是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