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涤生兄，不怕你见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让，无法圣上温旨鼓励，才不得不上任。"关于湖南当时的治安环境，曾氏在咸丰三年仲春十二日所上的《严办匪贼以靖处所折》中是如许描述的："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客岁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另不足孽未尽。别的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项目繁多，常常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其强盗卵育之区。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成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粉饰弥缝，以轻易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迁延，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变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恶棍之民，嚣但是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清闲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匪贼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觉得法律不敷凭，官长不敷惧也。平居造作谎言，煽动民气，白日掳掠，毫无顾忌。若非酷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鄙意，欲纯用重典以锄刁悍，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严格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毒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诚心肠说，"湖南为何比年不得安宁，首要在处所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本身任内无事，便相与粉饰弥缝，轻易苟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迁延，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犯警之徒气势甚嚣尘上，觉得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謡肇事，勾惹民气，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弹压，湖南何来本日这等局面。"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形成本日祸害，可贵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觉得我骆秉章无能。""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境地，故国藩鄙意，不消重典以锄刁悍，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动乱，奸宄蜂起，还讲甚么仁政不仁政呢？前人说：'唯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小我身得残暴之名亦在所不吝。处本日之势，办本日之事。依国藩鄙意，甘愿错杀，不成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国度之患。""你说的这些固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不管如何太重了。""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以为，匪患最可骇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歹，为害有限。可骇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堂的措置，特别要峻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运营策，收揽民气，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风险，将不成估计。想吁门兄不会健忘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经验。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向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便太重，甚或委曲，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民气而坏剿匪大计。吁门兄，你说对吗？"见骆秉章不作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心的语气说："吁门兄为皇上守这块国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天然会晓得，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黎为第一名，而不会把几小我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帮手巡抚办团练，以靖处所，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如何也跟在别人前面指责我呢？"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能够了解，但别人就不必然能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登科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反面他打号召，收罗他的同意，他能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抢先告诉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