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明史》：之垣方与所司议兵饷，而化贞所遣都司毛文龙已剿袭镇江，奏捷。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海军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命既下，经、抚、各镇互张望，兵不果进。顷之，化贞备陈东西景象，言：“敌弃辽阳不守，河东沦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兵部尚书张鹤鸣觉得然，奏言时不成失。御史徐卿伯复趣之，请令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会化贞复驰奏：“敌因官军光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因而兵部愈促进师。化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关，次右屯，而驰奏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化贞卒无功而还。
2.《明史》：先是，袁应泰死，薛国用代为经略，病不任事。化贞乃摆设诸将，沿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关键，各置戍设防。议即上，廷弼不谓然，疏言：“河窄难恃，堡小难容，本日但宜恪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情势，掎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气，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疏上，优旨褒答。会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六不敷恃，议乃寝。而化贞以计不可，愠甚，尽委军事于廷弼。廷弼乃请申谕化贞，不得藉口节制，坐出事机。先是，四方援辽之师，化贞悉改成“平辽”，辽人多不悦。廷弼言：“辽人未叛，乞改成‘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自是化贞与廷弼有隙，而经、抚反面之议起矣。
八年蒲月，改蒙古军左、右营为左、右翼，以武纳格为右翼固山额真。定诸将功次，武纳格以一等昂邦章京世袭，旋进三等公。是年，太宗复率诸贝勒分道伐明，命武纳格统蒙古军为策应，入独石口，越兴安岭，经保安州，至应州，与雄师会，道收察哈尔千馀户，所过诸州县，或攻或抚，悉称上意。闰八月，得意胜堡班师，收蒙古逃人自阳和入者四百七十人。玄月，喀尔喀部众为察哈尔所袭杀，命将百人往诇，斩二十馀人而还。九年仲春，卒。子德穆图、齐墨克图、广泰。
7.《明史》：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给事中杨道寅谓出、嘉栋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极誉化贞，刺廷弼，诋之垣清闲故里，不称任使。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海军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建功赎罪，安在天津？”廷弼知摆布谮之，抗疏辨，语颇愤激。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成用，西部不成恃，永芳不成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统统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识者知其必偾事，以疆场事重，无敢言其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