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甲寅（1623年8月23日），登莱巡抚袁可立言：今仲春，总兵沈有容以生员金应魁东师复州总兵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内应，且求臣免死加衔牌票，随给去。
《清史稿·孝端文皇后传》
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规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得旨：据奏逆奴景象已多离叛，攻守机宜还加祥慎，着该部酌议具奏。(《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
5.《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传记十九》：完我遇事敢言，尝议定官制，辨服色。十仲春，上疏言：“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浪费。虑国事没法纪也，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置六科；虑君心宜启沃也，置馆臣；虑下情或壅蔽也，置通政。数事相因，缺一不成。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大家得以进言，何必言官。臣请明辨之，我国六部既立，曾见有一人抗颜论劾者否？似此寂寂，岂国中真无事耶？举国然诺浮沉，以奸刁为圆活，以包庇为公道，以柔嫩畏缩为雅重，上皇皇图治，亦何乐有此气象也？况本日秉政者，岂尽循理刚正？属僚既不敢非长官，局外又谁敢议权贵？臣知国中事，上亦时得闻知，然不过犹古之告发，孰若置言官，兴利除害，皆公言之之为愈耶？言官既设，君身尚许指责，别人更何忌讳？苟不至贪污欺诳，任其尽言，勿为禁制，此古帝王明目达聪之妙术也。若谓南朝言官废弛，此自其君辨别不明，非其初定制之不善也。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不置通政，则下情上壅，励精图治之谓何也？至若服制，尤陶镕满、汉第一急事。上遇汉官，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之。汉官不通满语，每以此被辱，有至悲伤堕泪者，将何故兜揽远人，使成一体？故臣谓别离服色，所系至大，原上勿再忽之也。臣等非才，惟廉洁忠悃，至死稳定。昨年副将高鸿中出领甲喇额真，臣具疏请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若臣等二三人皆去，岂复得慷慨为上尽言乎？”疏入，上颇韪之，命俟次第停止。
●“癸亥春(1623)，祚奉奴令守金复，随令幕客金姓者，潜报登镇沈有容及当事（袁可立），欲从海渡师，彼为内应。其同守为辽人罗万言，亦有内归之心。万言中军有王丙者亦辽人也，为奴甚坚。兴祚恶之，列其罪于奴，将杀之则易自拔。丙遂告兴祚内附。奴心恫疑，乃缚兴祚及其弟与李永芳之子，并王丙面讯之，而尽屠复州之民十余万，杀王丙及兴祚之弟。兴祚虽得免，然奴稍稍疑之矣。”（明周文郁《边事小纪》）
●“叛将刘爱塔遣金应魁来降，大将沈有难色。公授之官谍，谍中佯为怼词，若泄之。后复州王丙泄，爱塔事僇及数将，毁金复不城。”（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