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明史》：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给事中杨道寅谓出、嘉栋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极誉化贞，刺廷弼，诋之垣清闲故里，不称任使。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海军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建功赎罪，安在天津？”廷弼知摆布谮之，抗疏辨，语颇愤激。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成用，西部不成恃，永芳不成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统统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识者知其必偾事，以疆场事重，无敢言其短者。
6.《明史》：毛文龙镇江之捷，化贞自谓发踪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搏斗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贻书京师，力诋化贞。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平。廷弼又显诋鹤鸣，谓：“臣既任经略，四方救兵宜听臣调遣，乃鹤鸣独自发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问调军之数，经今两月，置不答。臣有经略名，无实在，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鹤鸣益恨。至玄月，化贞犹言虎墩兔兵四十万且至，请速济师。廷弼言：“抚臣恃西部，欲以不战为战计。西部与我，进分歧进，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余里，敌分兵来应，亦须我自撑拒。臣未敢轻视仇敌，谓可不克服也。臣初议三方安插，必使兵马、东西、舟车、刍茭无一不备，而后克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以守。今临事中乱，虽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卜一举胜利，而臣犹有万一不必定之虑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贞兵亦不敢进。
5.《明史》：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统统士马、甲仗、糗粮、堡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坚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罢了。延绥入卫兵不堪用，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鹤鸣议宽之；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廷弼奏遣之垣，鹤鸣故稽其饷。两人遂相怨，事事龃龉。而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讨厌之。
5.《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传记十九》：完我遇事敢言，尝议定官制，辨服色。十仲春，上疏言：“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浪费。虑国事没法纪也，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置六科；虑君心宜启沃也，置馆臣；虑下情或壅蔽也，置通政。数事相因，缺一不成。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大家得以进言，何必言官。臣请明辨之，我国六部既立，曾见有一人抗颜论劾者否？似此寂寂，岂国中真无事耶？举国然诺浮沉，以奸刁为圆活，以包庇为公道，以柔嫩畏缩为雅重，上皇皇图治，亦何乐有此气象也？况本日秉政者，岂尽循理刚正？属僚既不敢非长官，局外又谁敢议权贵？臣知国中事，上亦时得闻知，然不过犹古之告发，孰若置言官，兴利除害，皆公言之之为愈耶？言官既设，君身尚许指责，别人更何忌讳？苟不至贪污欺诳，任其尽言，勿为禁制，此古帝王明目达聪之妙术也。若谓南朝言官废弛，此自其君辨别不明，非其初定制之不善也。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不置通政，则下情上壅，励精图治之谓何也？至若服制，尤陶镕满、汉第一急事。上遇汉官，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之。汉官不通满语，每以此被辱，有至悲伤堕泪者，将何故兜揽远人，使成一体？故臣谓别离服色，所系至大，原上勿再忽之也。臣等非才，惟廉洁忠悃，至死稳定。昨年副将高鸿中出领甲喇额真，臣具疏请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若臣等二三人皆去，岂复得慷慨为上尽言乎？”疏入，上颇韪之，命俟次第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