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第2页/共8页]

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非常凸起的。23岁时包拯遭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申明大盛，故乡有一大富之家曾聘请他赴宴叙谈，一名李姓同窗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厉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可见他为官前即建立了从政不秉公交的志向。端州以产砚闻名，端砚向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但肃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以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并且任满拜别时“不持一砚归”。1973 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明一方浅显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但如此说，并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代子孙官吏，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以后，不得葬于大茔当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雕刻于石碑，直立于堂屋东壁，以明示先人。包拯宗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廉洁，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朴直得近乎固执，乃至另有些不近情面，但是，这也恰是他与一些庸吏的底子分歧。包拯以其政绩和操行动人恋慕，因此包拯归天的凶信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慨；感喟之声，闻于衢路”。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极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洁白，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落款记》碑，上刻 183 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代，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传闻这是因为人们在抚玩碑记时，因为敬佩包拯而常常用手抚摩指导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性，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二者连络起来，便是包公。不怕权势，勇于顶风办事，在宋朝不是轻易的事。那错综庞大的干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好处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络在一起。要突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庇护地主贵族好处的收集，谈何轻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寺人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