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翁，本日专议恤商事，玄翁奉旨主持，”张居正走到高拱面前说，“居正意，玄翁不必多言，免得降为争辩一方。居正已嘱户部侍郎陈大春、太仆寺少卿曾省吾为玄翁代言。”
高拱既吃惊又迷惑不解，看着刘体乾，很久才问：“他因何要如许做？”
走出文华殿，高拱叫住户部尚书刘体乾：“子元，户部不当只知理田赋，水饷、陆饷，商税、船税、货税，要兼顾之。”他俄然脸一沉，“元年时，我就请户部拿松江为例列个票据，迄今也未看到。”
“好一个君子不言利！误国害人至甚！”高拱大声辩驳道，“《洪范》八政，首诸实货；《禹谟》三篇，终究厚生。足见古圣贤是极重言利的。可后代陈腐好名之人，倡不言利之说，遂使陋儒不通国体者转相传习，甚有误于国事。读书人受其毒害，要么成为只会放言高论的冬烘；要么成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此二者，皆失治国安邦之本意。何也？义者利之和，则义固何尝倒霉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安得把‘义’说得玄而又玄，离百姓远而又远？在高某看来，‘义’，绝非虚无缥缈之物，高深莫测之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义者何所指？乃是公家之利的总和，换言之，公家好处即为义。是故，为公家谋方便是寻求义！治国安邦者，不过是千方百计为百姓投机，既要为百姓投机，却又说不能言利，岂不冲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令人不成以公忠谋国。”
户部尚书刘体乾干咳了一声，道：“本部接高阁老《议处贩子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奉旨议复，议得恤商事五：一定时估，二议给价，三严禁革，四裁冗费，五公佥报。”
高拱记开初到都城微服私访那天，在草场街曾听一老妇提到“当行大班”导致商户家破人亡之事，此时听曾省吾说要肃除，便不住地点头。
“贤人云：君子不言利。”赵贞吉答，“商贾唯利是图，当议如何导之以义，因何到处为贩子画策，助其逐利？”
刘体乾躲避着高拱的目光，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含混地说：“去岁已改正了。”
高拱仰脸专注地听着，刘体乾却再无一言。刚要诘责，侍郎陈大春开言道：“刚才大司农代表本部发言，卑职仅以小我态度说话。窃觉得言恤商，先要端方对贸易、贩子之观点。”他瞥了一眼高拱，见他的脸上暴露对劲的笑容，也就多了几分自傲，侃侃道，“卑职生于潮汕，深知时下与建国之初已然大分歧，佛朗机人所租壕镜，不过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岛，因贸易之盛，日新月异；闽浙因海禁之开，日见繁华。有担忧商盛而农衰者，谬也！往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可时下姑苏、湖州等地，工贸易繁华，除漕粮足供外，竟需从他省调粮者，遂又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天下不因苏湖之农衰而不敷；苏湖却因工贸易昌隆而繁华。贸易兴不唯富国，亦足以资农，非此消彼长之势，反倒有相互资厚之效。是以要富国利民，当大力恤商兴商，不必遮讳饰掩，瞻前顾后！”
高拱心头一热，道：“喔，还是叔大思虑精密。”说罢，快步往文华殿走去。进了殿，世人皆已到齐，他坐在摆放在两只铜鹤之间的一把圈椅上，看也没有看会场，就道：“钱法业已颁旨，新旧钱皆可用于贸易，而后服从民便，不得议来议去，徒增发急。故本日不再议钱法，专议恤商一节。户部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