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扫残碑，勅飞字模糊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厥后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不幸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吝，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戋戋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就高宗当时的思惟状况来讲，是常常摆荡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今后，群雄盘据，义兵蜂起，如果高宗专意乞降、乞降，谁情愿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究竟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同一起来，各种政治权势很快能聚合起来，申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规复”的旗号丢掉，另有必然的号令力和凝集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安身未稳，金人必欲毁灭而后已，高宗故意乞和而不成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向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步立住脚根，前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安身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抵上都是从战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遵循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逞强以给之”，“出其不料，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要求发兵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要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要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固然不非常果断，毕竟还是同意了。
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脏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嘲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平，死于狱。
高宗专意乞和，则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今后的事。正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样：“秦桧之罪以是上通于天，万死而不敷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戊午谠议序》）
秦桧“始唱邪谋”，应当从他代徽宗上书完颜宗翰算起，在那封书中明白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因此深得宗翰的赏识，宗翰把他保举给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完颜昌。南归今后，初见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这份“国书”厥后改用刘光世名义收回，高宗因之许以“朴忠过人”。但这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慢慢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占有相称首要的职位，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不肯放弃毁灭南宋的主张，高宗也还摆荡在和战之间，以是，这一阶段持续的时候较长。直到完颜宗翰身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把握了金国的大权，对南宋采纳了诱降政策，秦桧东山复兴，主战派在自相排挤中表里受挫，高宗才慢慢转向专意乞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