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陛下推行的新法连续获咎了老百姓、军队、官吏以及士大夫等社会各阶层，我并非是危言耸听来恐吓陛下，我也没这个胆（这倒是一句瞎话）。青苗法、助役法实施后，农夫们内心不安。均输法律公布后，商贾们不能普通经商，老百姓也买不来东西因此糊口不便。归并减少军队，摈除伤残兵士，贬斥参甲士员等行动，使军队中的甲士开端对朝廷产生痛恨之情。青苗钱既然要披发，那么就不该再制止或抑配，不然下级的官吏就会因收不到利钱而遭到惩罚。
在苏轼看来，这个新机构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员和冗费，并且使得“民实惊奇”“吏皆惶惑”。要“复民气而安国本”，就应当罢去“新法”的带领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如此，“民气安，兴利除害，无所不成”。
按说，苏轼这也是在例行公事，本身并没有甚么题目。殿试过后，成绩也都发表了，苏轼作为编排官去集英殿插手了招考士子考卷的编排事情。对于朝廷摈斥用于事无补的诗词歌赋而改用策论测验的体例，直接听取来自五湖四海乃至深山老林之士朴实率真的群情，用此种体例招贤纳士朝野高低也还都心悦诚服。
现在陛下强令农夫向官府假贷青苗钱，与贩子争夺好处，天下人都以为朝廷是在取利，而陛下却以为此是义举。而迩来推行的助役、均输等政策，加上军队中严惩逃兵的政策，突然草率地履行，都是非常伤害的。
我们晓得，固然苏轼说得有事理，上书的初志也是好的，但就是令倾慕于新法的宋神宗绝望与难堪，苏东坡在宋神宗心目中的职位摆荡了。
以上这些，另有迩来的不管是听任错误强推新法，还是朝令夕改、装点错误都是微臣我寝食难安、扼腕感喟的本源啊！
实事求是地说，这就很有些“威胁”的味道了。
苏轼又说，都说“君主的圣明统御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有伦有序”这句话，微臣以为陛下并不必然真正地明白此中的事理，以是把事情的主次给弄倒置了（重视这里边的分寸）！百官各司其职，莫非是圣上挨个去催促他们吗？万事运转有序，莫非是圣上亲身打算的成果吗？叫我说，官员平常的办私有序，这叫“职”，办事有先有后，此为“序”。
但宋神宗毕竟还是年青，在朝经历不敷，好几次都下诏鼓励别人提定见，这本来就是做做模样，就和当今企业内里，搞个“总经理信箱”挂在墙上，说是欢迎大师多提定见，但真的能去提么？
苏轼也直接指出宋神宗“求治太速，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缺点，宋神宗听后有点惊奇，因为苏轼是第一个这么直白跟他说，但是宋神宗还是表扬了苏轼，“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在政治上，苏东坡多次向宋神宗提出建议，固然他的建议大多公道且出于公心，但因为宋神宗在朝经历不敷，且对变法的激烈欲望使得他对苏轼的建议由好感转为讨厌。苏轼的直言不讳和多次上书反对变法，使得宋神宗对他的印象逐步恶化。
苏轼的平生经历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此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宋神宗，“乌台诗案”几近推毁了苏轼主动出世的思惟，而形成如许的结局，与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有很大的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