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光化三年李诚中占有柳城和燕郡起，在刺史张在吉和时任兵马使的周知裕大力鞭策下，平州和关外的联络便一向处于极其密切的状况中。
那么如何包管各曹官吏不滥用权力呢？冯道的解释是，制定和完美规章轨制。一曹制定一曹的规章轨制，要细化到如何实施、如何操纵、如何追责，各曹根据本曹的规章轨制来利用措置权，便能够包管治策在大原则上不出偏差。主官能够通过制定大政策和节制人财物来贯彻本身的施政方略，或加大财力的投入，或撤换不力的官吏。
最后，营州军事气力的飞速生长，李诚中官职的不竭升迁，也是营州超出平州的首要根本，没有这一点做保障，谈甚么都是白扯。
张刺史当真揣摩了很久，终究有所贯穿，这仿佛是将朝堂之上的各部机构放到了处所，直接在基层以实现措置权的下移。
冯道以为并非纯真如此，这类治政框架突破了畴昔“民不举、官不究”的那种官府与百姓泾渭清楚的状况，更讲究官府对处所民生的主动指导，从有为而治到有所为、必所为，在服从上更加完美，在任务上更加清楚。
对于如许的行动，张刺史很震惊，也很迷惑，他提出来的题目是，主官的权力不就被架空了么？对此，冯道给他的答复是：抓好决策、抓好财务、抓好人事。详细而言，主官需求考虑的是一地的生长方向，制定生长政策，通过财物的节制和人事任免来实现本身的治政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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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刺史揣摩着“当代当局框架”这个新奇词句，又听冯道追了一句：“都督还说，不鼎新、无生长。”
然后张刺史不耻下问，落下脸面和年青的冯长史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换，终究获得了答案，答案就是——措置权下放。通过将措置权下放，让各曹具有实际的决定权，详细来讲，就是让各曹获得不需求上官决计而可自决的批复权，如此一来，本来必须每项必报的事件，就被各曹分摊了，官府主官就获得了极大的摆脱。
最早的时候，平州是以营州后备和根本的面孔表现着主导职位，营州的统统都依靠着平州支撑，粮食、铁器、布帛、耕具、瓷器等绝大部分用品都需求仰仗平州的供应。
张刺史看着这个仍然年青，却更加沉稳的年青人，不由叹道：“可道雄才，有此一策，百世留名矣！”
等李诚中将渤海国、新罗等地归入掌中以后，巨量的财产被带到了营州，除了金银铜钱等硬通货外，广袤的关外所产出的各种物质也突入了关内，由平州而发散向全部河北大地。这个时候的平州一州之地所产，已经不能满足营州的需求，而营州贩运过来的那些产自渤海国、新罗的货色，以及草原上的牛羊和马匹，也不再是一个平州所能够吞下去的了。这个时候的平州，已经成为了关内和关外贸易的关键，而跟着官道的敏捷修建，平州和营州之间的联络更加紧密，两边已经紧紧的绑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