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元，我晓得，那玉德是旗人中诗文首屈一指之人，你对他多有不舍之念，也在道理当中。”钱大昕道：“但玉德之事，与这天下承平比拟，孰轻孰重，你可要有分寸啊。老夫倒是想着，他玉德官品高你一级不假，可你是浙江巡抚，也有本身能做的事，切不成一味顺服下属，竟将本身力所能及之事都弃而不顾了。既然皇上已经给了李长庚总统闽浙海军之权，你不如再请皇高低一道令，许李长庚所部，非论闽浙海疆，只要有蔡牵动静，便可进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玉德也就没法再做文章了。”
“伯元，你那几篇著作，老夫却也看过，老夫倒是感觉，你乃是国朝学术当中，少有的集大成之人啊？”钱大昕道：“这‘格物’、‘一贯’、‘仁’、‘心’、‘知己良能’之道，自宋明时起，便即众说纷繁，多少人徒以程朱之学自矜，又有多少人空以阳明之学相尚，但究其本源，却说不出个以是然来，只凡事自凭己意，妄自揣摩贤人之念，终究也不过曲直学阿世，徒留笑柄罢了。亭林先生惩明季之弊，首倡实学，务求经世致用，建国朝经学之先河。可惜汉唐旧学荒废已久，亭林先生终是不能与典范当中有所深耕。而后松崖先生、东本来生……或许另有老夫，也是经心于经史，方使圣贤之言，一一皆有根据，可沉浸典范日久，这合用之道却反而有所荒废。但你不一样，你兼吴皖二派之所长，言而有据，根底已足，更兼推许实际，以贤人本意归于这浙江政务当中。你言语中不言经世，倒是实实在在的做到了经世致用啊。如许看来，国朝之学，圣贤之道，当于你一身得以大成！如此想来，老夫却也是不如你啦！”
附记：
“罢了，谦善的话说到这里，老夫也说得倦了。”钱大昕笑道：“实在老夫这平生，也不能说全无遗憾，《元史》只修了氏族表、艺文志等数篇，至于修成野史，倒是做不来了。但这些年来，老夫眼看高宗天子末年弊政渐去，看着你在浙江，也是大有作为，老夫却也放心了。但是伯元啊，正所谓‘忧劳能够兴国，逸豫能够亡身’，越是这大要的承平繁华，偶然却越是害人啊。实在我也清楚，高宗末年弊政也不美满是因和珅之故，究其底子，还是很多人安于这大要的承平和乐，进而不思进取，乃至于昔年旧制逐步被那些小人所操纵，时候久了，弊端也就闪现出来了。唉，只可惜这大清朝廷的衮衮诸公，有多少犹在梦里啊？伯元，老夫忸捏，只觉没资格与你说这些。但正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你前面的日子还长着呢，可必然要服膺本日勤恳惠民之事，不要懒惰啊。”
阮元上一年受钱大昕所托，为之刊刻，这时终究成书。想着自此一来，本身学问便可传播千古，钱大昕自也欣喜，对阮元道：“伯元，这《十驾斋养新录》作序之事，我左思右想，也是非你莫属了。哈哈，不知为何，此次见了你，却也想起你我初遇之时，我与你恩师金圃先生，言及伯乐相马之事，这千里马常有，伯乐却不常有啊。治学之人也是如此，国朝著书立说之人数以百计，可像伯元你这般，既能成一家之言，又能助其他学人刊刻著作之人，倒是屈指可数了。或许百年后，我们的长辈提及我们，你仅凭这刊刻之功，便可立为国朝学人当中坚，也说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