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赈粮发放，最难之处，在于上位者常常不知分发之数，只知发放了事，既然已经放粮，本身便是有功，至于百姓是否获得赈粮充饥，他们偶然便不管不问，即便问了，有这很多县吏从中作梗，他们常常也不清楚。同时，需求施赈的百姓，也常常不知本身应当分发到多少粮食，有光阴受一餐，便觉得是朝廷尽了赈灾之责，却不知赈灾之时，受灾最重之人，每日本该日受两餐。有此‘上不知，下不知’二事，县吏便极易从中剥削赈粮，对上，便言粮食已经分发，对下，则言每日放赈止有此数，乃至有些百姓，尚未得知官府放赈，便已经饿死了。别的百姓当中，亦有发放不均之事，偶然一些中产之民，明显家不足粮，尚能保存，却为了节流自家粮食，冒充穷户前来接管施助。可另一方面，有些穷户的口粮，却也是以被夺了，进而得不到赈粮。如此说来，这官、吏、民三处，却都要详加筹办才是。”
“生甫兄所言，实在让我大开眼界啊。”阮元叹道：“方才生甫兄所言，我自当一一推行。却不知这发放赈粮以外，还需求重视何事呢？”
“若如此，则当于各村尽数公示。”李赓芸道：“中丞所言不错，如果公示之事，仅行于府县，则村落百姓大多不知县中端方，仍然不知本身所应得赈粮之数。以是要公示，就该在受灾各村一并公示，当每村立牌子多少，上书施助事件，先将施助之法公之于上，以后，将本村应受赈百姓姓名尽数写上，每户受灾如何，人丁多少，应受赈粮之数，都要一一详列于上。若如此，则百姓一方面清楚了本身应受赈粮多少，另一方面，也清楚本村有无奸民冒充极贫之家，冒领赈粮。中丞方才也说了会遣人查访其间，那么如果赈粮发放不敷，百姓天然会奉告查访之人。如此彰明法度，据实放赈，则奸吏刁民，天然无所遁形了。”
“生甫兄历任府县已有多年，我信得过。这四十万石赈粮，我本日便上疏皇上，请皇上截留漕粮，以备施助之用。”阮元道。
“中丞，方才我已看过此次受灾人数，若各府县并无坦白之事，仅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便有三十万人需求施助。除此以外，衢州、严州，只怕也会呈现饥民，如果为了安然起见……想来除了各府自行开仓放赈，皇上那边，我们还需求四十万石赈粮，才气让百姓安然度过灾情。”阮元这时已将各府县相干赈灾上报公文都拿到了堂上，是以李赓芸不过半晌时分，便已清楚受灾人数。
“既然中丞诚恳相问，下官也定当将下官所知尽数奉告中丞。”李赓芸的答复非常诚心，道：“下官虽在嘉兴，却也晓得中丞入浙江主政半年，已经很有作为，想来中丞对这赈灾之事也不致一无所知。下官只说下官所见，督抚大员所难及之事，下官大略清楚，眼下受灾最重的三个府，知府尚属廉洁，不至于在他们这一级剥削赈粮。但到了知县，乃至县吏这里，私行剥削之事，便屡见不鲜了。”
“生甫兄所言公示之法，确是良策。但依我想来，仅仅依托公示，却也不敷，百姓以内，如果另有发放不均之事，又或县吏从中作梗，对公示赈粮私加变动，这……生甫兄可另有处理之法？”阮元持续问道。
“官府需求做的，是两件事。”李赓芸续道：“第一，官府应当在受灾府县，公示于众，贩子凡是出售粮食，必须在官府有所记录。以后，官府依贩子出售粮食多少，酌情发给银钱，作为赔偿。第二，严控粮价，在受灾府县声明，凡贩子出售粮食，一石米不得超越二两五钱，即便是门路不便的属县，也不得超越二两七钱。如果有贩子高价售粮，超越官府订价，则严加惩办。如此，贩子得官府详查，便不会私相出售粮食攫取暴利。而他们既然能获得官府的银钱补助，出售之时也自会心甘甘心将粮价降下来了。”究竟上嘉庆之初，一石米正长年景的时价只在一两五钱高低，李赓芸将贩子售粮代价定在二两五钱，本已是照顾到了荒年年景不易，准予贩子停止必然红利，但即便如此，贩子红利亦需有限度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