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是他白叟家。”孙星衍道：“暮年林爽文抵挡朝廷之时，瓯北先生曾在军中参赞，是以这东南本地之事，他白叟家多有亲眼所见之处。我在常州时，常常到他家中请教，他也与我提及过这东南本地，为何海寇不止。此中底子，便在于近些年闽浙很多督抚大吏，要么平淡无能，要么便是和珅亲信，他们深剥以迫下，厚敛以奉上，百姓早已苦不堪命，是以如有些贼盗胆敢抵挡朝廷，百姓大多不信赖朝廷，反而经常帮手藏匿贼盗。更有甚者……便是投贼了。以是若想根治海寇，剿绝土盗，还是应当从百姓动手，肃除苛政、实心施助，同时勤练保甲，使官方得以侵占，如许民气返来了，贼人便也被隔断于百姓以外，无所遁匿了。”
“伯元，如果如许，我猜这伙贼人，人数应当不会太多。你方才说那些遭劫之人，都是不知不觉之间，财贿为人掠去，而贼人所乘，也多是划子。这就申明他们并无公开犯上的本事，不过靠着些熟谙地形水系的伎俩，暗中作案罢了。可你想想，若只是如许一伙贼人，他们会有阿谁胆量，来粉碎你的就任之礼，又在这抚院当中安设火药，企图与朝廷相抗吗？我看此中另有蹊跷。”秦瀛听着阮元言语，也不由说出了本身的设法。
孙星衍所言疍户，是闽粤一带依船为生的渔民，堕户则是绍兴、宁波一带处置各种官方杂业（如红白事、剃头、吹打等）之人，而九姓渔户则是浙江各水道间的渔民。这些人在明朝因职业分歧于士农工商四民，又或曾与明军对抗之故，被列为低人一等的“贱籍”，直到清雍正年间，“贱籍”方才逐步打消。即便如此，“贱籍”以后仍然数代不能应举，在官方和其他农夫、贩子也多有隔阂。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因为人丁渐多，地盘不敷利用，很多务农之人更加轻视“贱籍”以后，恐怕他们前来争夺生存。对于这些事，阮元天然也有耳闻，不过他毕竟世代耕读，对于“贱籍”并没有多深的感受。
“杨吉你疯了？！”阮元听着他这些话，却底子不信赖这些都是杨吉说出来的：“你常日尽在我府中糊口，却如何去和那些百姓说话？你又没当过兵，刺探过敌情，就如许去查探谍报，你能查到甚么？如果你甚么都探听不到，反倒被贼人识了出来，你命都保不住！”阮元毕竟和杨吉已经共同糊口十六年，这时又怎能甘心他前去冒险？是以立即出言相驳，但愿他转意转意。
“伯元，这贼盗之事，实在我在常州，也多有耳闻，常州可有位隐居的大儒，兼通经史，你可知他是何人？”孙星衍俄然问道。
“兰泉先生所言有理。可我之前固然在浙江督学三年，常日打仗的，大半还都是读书之人，官方百姓对我倒也客气，可若说友情，便没有了。并且这件事本身也有风险，我又怎能如此等闲让那些百姓为我犯险呢？”阮元一时也没有合适的体例。
“渊如兄所言……莫非便是瓯北先生？”阮元道。所谓瓯北先生便是清朝名儒，史学大师赵翼，他与钱大昕齐名，所著《廿二史札记》在当时亦广为传播，赵翼和钱大昕干系向来不错，以是阮元因钱大昕之故，也读过赵翼著作。只是这时赵翼年龄已高，又兼足疾渐剧，不便出行，是以阮元南下之时，固然想到了赵翼，却并未前去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