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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极不平常的馈礼,值得在此特别一提。一九七○年,已故的罗伯特·卡尔斯(RobertCarse)写了Dunkirk-1940――一本包含很多第一手描述的风趣作品。让我又惊又喜的是,十年后,卡尔斯先生的女儿珍妮·米契尔(Jean Mitchell)及一名家属朋友――退役的美国水兵中将高登·麦克林托克(Gordon McLintock),把卡尔斯先生的条记以及他跟很多敦刻尔克参与者来往的手札转交给我。固然这些数据最后没有呈现在这本书中,但却供应了极其贵重的事件背景,并有助于核实我本身的数据源。我深深感激米契尔蜜斯和麦克林托克将军的细心殷勤。
兰利中校花了三天带我访问周边防地,并且特别先容了冷溪卫队第二营卖力扼守的区段。敦刻尔克退伍甲士协会的罗宾森(Harold Robinson)名誉会长安排我插手协会的一九七八年年度朝圣之旅。这是一次绝佳的机遇,我得以切身打仗这些老兵,聆听他们的回想、感受将他们凝集在一起的向心力。我特别感激艾特肯牧师(Leslie Aitken)、巴特森(Fred Batson)和埃尔金斯(Arthur Elkin)为我花的时候。
我遭到统统人的帮忙,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明本身越来越仰赖几位特定人士,垂垂把他们视为“我的”特定范畴专家。此中包含英军总司令部的布里奇曼子爵、皇家水兵的布什上校、皇家空军的林恩少将(Michael Lyne)、发电机室的罗斯基尔上校、掷弹兵卫队的布里吉斯(JohnBridges)、赫德号的洛夫、小型船只局的贝瑞(W. Stanley Berry),以及船务部的贝勒米(BasilBellamy)。杭特将军(Sir Peter Hunt)替我恶补英国军团的布局,我确切是个荣幸的美国人,在这项错综庞大的事件上,有离任的帝国总参谋长来当我的家教。
我从塔夫造船厂之行获得了丰富服从,得知这些划子是如何集结和分拨人手。这个家属企业目前的老板,罗伯特·塔夫(Robert O. Tough)百忙当中抽暇翻出造船厂中有关撤退行动的档案。我没法前去蒂尔伯利,但那并无毛病蒂尔伯利承包个人的秘书塞吉维克(C. E. Sedgwick)帮手,该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去敦刻尔克,他风雅地为我影印三位船长当年递交的陈述。
水兵汗青分会的主管戴维·布朗(David Brown)热忱欢迎我,他的助手瑟尔凯托蜜斯(M.Thirkettle)对于哪些船只参与或没参与敦刻尔克行动,具有了赅博的知识。皇家结合兵种研讨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图书馆员安德鲁·奈勒(Andrew Naylor),以及皇家空军博物馆的理查德·布莱奇(Richard Brech)都给了我很多有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