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弗兰纳里已经收到了他姐姐写来的信，正在等我们到达。他雇我爸爸当了洗碗工，又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区。我还向来没有见过这类处所：窄街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高高的砖楼，四周人头攒动。他晓得有间公寓要出租，房钱一个月十美金，就在伊丽莎白街一栋五层公寓楼的三楼。他把我们带到公寓楼门口，我们一家便跟着波兰籍房东卡明斯基先生走过一段铺了地砖的过道，上了楼梯，带着行李在热浪和黑暗中挣扎；与此同时，房东先生却喋喋不休地念叨着爱洁净、有规矩、人勤奋是多么美德，而他明显很思疑我们身上是否有这些美德。“我对爱尔兰人没甚么成见，只要你们不肇事就行。”他用宏亮的声音奉告我们。我偷偷瞥了瞥爸爸的面孔，却瞥见一种从未见过的神采，但我顿时恍然大悟：爸爸已经发明了一件事――在这个陌生的处所，只要他张嘴发言，人们就不会给他甚么好神采。这个发明让爸爸大吃一惊。
我是如此惊骇我们的糊口会再次支离破裂，是以千方百计不去理睬那些最让我心惊的事：固然到了异国，爸爸的酒瘾却一点也没变；妈妈不时表情降落，大发雷霆。他们两人一天到晚争论不休。我盼望统统安好。我把梅茜搂到胸口，在她耳边轻声低唱，想让她温馨下来，但没有一只鸟儿的歌喉比得上你那么甜美，我那歌颂的小鸟……比及梅茜终究不再出声时，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我压根儿没有推测，实在当时的梅茜正在示警，提示我们大祸将至，但统统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