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劫弑臣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讘？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敷以避穽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垲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贤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酷刑，将以救羣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疆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灭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觉得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以是治，皆恶危而喜其以是危者。何故知之？夫酷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以是治也。哀怜百姓，轻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以是危也。故圣报酬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品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律，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强大，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楚不消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强大，二子之言也已当矣，但是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神通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神通哉。此世以是乱无霸王也。
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壤，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居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此夕盗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居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二人，谓关其思、邻居之父。郑武公以是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以是疑其薄者，不当为己同忧也。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其思、邻父非不知也，但处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见疑，或见戮，故曰处之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贤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成不察。晋人谲取士会于秦，绕朝赠之以策曰：吾谋适不消，其言非不当也，晋人虽觉得圣，后秦竟以言戮之，是亦处知失宜也。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辛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此毁之。凡人之大抵，弃取同者则相是也，弃取异者则相非也。古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弃取合而相与逆者，何尝闻也，此人臣之以是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法术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以是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乃至其功矣。何故明之？夫安利者就之，风险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极力乃至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贿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风险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成得亦明矣。故摆布知贞信之不成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绩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吵嘴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繁华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成以得安，我安能无比拟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刚正之不成以得安也，必曰：我以廉洁事上而求安，若无端方而欲为周遭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成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臣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以是弑简公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