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这就完了？我问：你还没有答复我的题目，哪来的梅毒？
“不可的，”母亲反对，“他哪是要归去？他要去死在那儿。”
但是父亲从炮弹乱飞的江上返来了，脸被炊火熏抹得只剩两个眸子子在动，吓得两个女儿哭了起来。母亲一把紧紧抱住从死神那儿摆脱掉的父亲。
母亲难以信赖坐在面前的这个仪表堂堂的男人，曾经是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乱起来，她水一样流逝的生射中，除了一名从未见过面但可给父母两担米的小丈夫，没有与任何男人联络在一起。
父亲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样，因为抗战才来到重庆。十五岁时到县城跟人当学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递水，厥后背弓弹棉花。贰心灵手巧，帮徒弟拉线铺棉絮，很快就学会了弹棉被整套技术。1938年，他二十一岁那年百姓党在露台县抽壮丁。乡里的保甲长收了贿，将别人的名字改成父亲的，他只得告别家人，跟着军队到了重庆。军队就驻扎在南岸山上，他在通信排，挂防空袭讯号。
大姐说，这个男人走到那里身上都不必带钱，到那里只要发一声话，就有小喽啰、小地痞跑前跑后，将钱递上。
她出了大门，一下愣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边，每个金属部件都亮得晃眼，穿戴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火熄以后，一船又一船运载江里江边的死人，往下流江滩的大坑堆埋。朝天门船埠中间一个大空坝，却在烧街上的尸身，架着柴泼着油烧，穿黑礼服的差人站在一旁。死人的气味跟着滚滚浓烟，罩住了整座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