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柳说：“臣观前书，觉今与晋、吴对峙之时，情势相差不远，乃当从晋武帝之故智，分兵三道以伐江南——即以徐方之军，下于建康；兖、豫之军指向武昌；巴蜀海军沿江而下，夹攻逆贼。
秘书省旧掌国度图书，后与中书省同，亦典秘密。华朝之秘书省，则除办理图书外，还卖力为天子草拟和润色诏令，名义上不再掌秘密，实在靠近天子，对于国政仍然保有必然的影响力。
毕竟现在侨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两柄利剑，悬在南人头上；而若从华，天子或居长安，或居洛阳，即便派北人来管理江南，我们对付和架空起来也比较便利一些吧。
实在甄随分开成都前，陶侃就几次丁宁过，说王邵伯护守宁州，抵抗巴氐已经十载，不管他是肯于从华还是仍旧心胸故晋，其志皆可嘉，其行皆可勉，你可千万不要仗驰名高位尊，特地摧辱于他啊。再者来讲，倘若他顺从王师还则罢了，若肯归从，我军毕竟远来，南中将吏必怀警戒之心，你如果行动无礼，若再逼反了彼辈，则于国度无功而有罪了。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订正，用郑玄之注，乃命王羲之誊清了，上呈天子预览，要求开版印刷。裴该大抵翻了一下，就问：“较卿等前所勘《书》、《易》，笔迹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终，纯然一体，不知为何人所录啊？”
巴蜀既定，那么伐江南也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来了。
故而即便晓得王、庾辈不会那么等闲昂首的——要从华早就从华了，起码能够派人过江来谈前提嘛——仍然叮咛王羲之和庾翼写信去劝降。但是王、庾二人却皆苦笑着请罪，说：“臣等即于入仕之前，亦常致书父兄，申以大义，望其幡然悔过……惜乎书多不答，即答，亦不过闲叙家常罢了。”
不过即便如此，时候也不成能拖得太长，一则于中原地区规复民生倒霉——南北资本要能相互畅通，才气对两边都有好处——二则也怕再生甚么变数，或者南人久望王师不至，终诚意寒。因此裴该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以后，便召枢部使、副许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书张敞、侍郎杨清等人前来，商讨南征之事。
故此裴该对安定江南，信心很足。这不跟淝水之战时候似的，江南政权已经根基上安定了，即便土著也没几个会以为但从北方，可得显耀机遇——秦主身边儿或氐、羌或鲜卑，连外族都封不完呢，啥时候轮到我们这些读书人了？
不由轻叹一声，说：“朕昔在建康，与王茂弘、庾元规等常有来往，虽不免稍稍龃龉，却不料现在通途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过留意幸运，觉得江南可守也。但是江南公然可守么？南人暗中向朕纳款者，不知凡几；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好的联络路子，卿父兄却不知用……”
宁州固然偏僻，人丁希少，开辟程度很低，但堂堂州治，合格的大夫还是能够挑出几个来的。直到入城后遣大夫看过了，世人这才信赖——敢情甄将军是真有病啊，不是为其无礼行动而随便找的借口。
某一日，裴该召来著作郎王羲之和秘书庾翼，问他们：“卿等能够为朕做书，奉劝父兄，不如早早降顺，以免兵器起时，生民涂炭啊？”
这类景象并不特别，想当初谯周为甚么先做《仇国论》，煽动失利情感，继而又劝说刘禅投降？就是因为巴蜀土著与荆州士人之间的冲突太深，即便诸葛亮都没法弥合，比及蒋琬、费祎、董厥、樊建等在朝后，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谯周等辈如何能够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