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美等国为了打劫比《南京条约》《黄埔条约》更多的特权，于1854年初向清当局提出“修约”要求。他们用襟曲解《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关于互市“各口景象不一，统统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动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允酌办”的条则，要把“稍有变动”一语扩大为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本国公使驻北京等一系列特权。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清朝当局的回绝。因而英法便借口所谓“亚罗号事件”和“马嘉理事件”，于1856年10月对中国策动了第二次鸦片战役。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役仅仅打击了本地地区的话，这场战役则使殖民者的权势伸入到了中国的本地。咸丰帝“车驾北狩”和英法联军入京的恶梦在中国民气中好久不能消弭，人们开端从浑浑噩噩的状况中慢慢复苏过来。
第一次鸦片战役中中国丧师失地，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严格究竟促使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觉悟。如魏源，在复仇雪耻的爱国之情的鼓励下，汇集质料，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对强国御侮的门路作了无益的摸索，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闻名命题。但他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被大多数国人所了解，在炮声初息、惊魂甫定以后，绝大多数国人仍浑浑噩噩，而朝廷官员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帝国主义毫无防备。1856年，在第一次鸦片战役结束14年后，中国又一次在本国的侵犯面前不知所措，导致终究的失利，国度蒙受的丧失远远超越了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