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从内容上说，担当了百日维新的奇迹，并且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但此次鼎新的目标，主如果为了保持清当局摇摇欲坠的统治，是以有较大的棍骗性、范围性。立新制而不易旧人不但冲淡了新政的改革色采，并且限定了新政的展开，终究因新政履行无人，百姓更加绝望。自救的新政不但未能加强王朝的内涵凝集力，反而使社会更加狼籍，成了王朝的催命符。
1901年1月29日所下的诏令中，清统治者承认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没有“一成稳定之治法”，且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端作了概括，以为“我中国之弱，在于风俗太深，文法太密。俗气之吏多，豪杰之士少”。上谕还宣称，中国未学到西政的本源，是以号令初级官员“各就现在景象，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黉舍科举，军政财务”等事，招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2月，清当局再颁上谕，重申变法之意，要求大臣去私心、破积习，力行实政。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商讨变法条陈。8月，又颁文告，表示变法的决计。与此同时，处所督抚也应诏而议变法，最闻名的有两江总督刘坤1、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而发的“江楚会奏三疏”，体系详备且实在可行，成为清末新政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