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如此，在袁可立重修漕运总督督标和漕营的题目上，崇祯天子也是尽力支撑，除了亲身安排王公略前去帮忙编练和统带漕营以外，对袁可立发起调用的人选，也是全都批准放行，比如严明中和袁进。
明朝的轨制设想实在还是有颇多可取之处的，比如都察院里各道、各种监察御史的设置，除了主管各个行省吏治纠察的分省御史以外，另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城御史、巡按御史、巡边御史等等专管某种停业的监察御史。
袁可立在明末的汗青上无党无派，属于现在这位崇祯天子能够放心重用的人物之一。
靠近运河两岸的荒地，因为之前归属不明，不肯定到底是属于沿岸的府县，还是归属于漕运总督衙门，以是有很多地都是荒着。
但凡是袁可立提出任用的，崇祯天子一概同意，以是在不长的时候以内，袁可立就在漕运事件方面，建立起了绝对的权威，除了新练督标和整编漕营以外，万历以来常常因为旱涝灾害和疏于养护而淤塞的大运河，也是以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清淤和管理。
白头军之乱的启事是因为崇祯末年朝廷财务崩溃以后，除了辽饷以外，一再加派剿饷和练饷，导致浙江百姓税赋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现在朝廷除了辽饷以外，其他的所谓剿饷和练饷是不成能再有了。
疏浚后的大运河，很快就又承担起了南北漕运和商贸运输的服从，不管是白日还是早晨，都是樯橹云集，一片繁忙的气象。
雇上一艘划子，在大运河上晓行夜宿之间，很有柳三变的那种“今宵酒醒那边，杨柳岸晨风残月”的醉人感受。
本来设立了用来制约漕运总督权力的四个巡漕御史，之后果为阉党案，杀头的杀头，罢官的罢官，全都没了。
而崇祯十六年产生在浙江东阳的白头军之乱，还很悠远，并且遵循现在这个环境，真到了阿谁时候，恐怕也不会再有甚么白头军之乱了。
这类权力的分离与制衡，在普通环境下是非常需求的，毕竟漕运对于迁都北京的大明王朝来讲实在是太首要了，而漕运总督的实际权力又非常大，没有必然的相互制约，天子和朝廷是不会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