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向来有先人崇拜的风俗，以为越是太古的反而越好，特别是对那些杰出的先人，崇拜乃至达到自觉标程度。因而，垂垂地就呈现了当代版的“两个凡是”：凡是祖宗说的都是对的，凡是先人定下来的端方法度都是不能变动的。
见到这些东西收到结果，吕涛遂将话题一转，引到祖宗成法必必要和期间相合适这一点上，铿然说道：“先贤之法，应时而生，为时所用耳。夏商周之时，天子以天下付诸侯，万民皆诸侯之奴也；比及七雄争霸，西秦乃因功封建，举国主动，遂有天下；而项羽虽有盖世之勇，然欲答复争霸之局，大封天下诸侯，不顾百姓思安之心，不施仁义，其得不败耶？是故，春秋秦汉，时也势也，皆分歧矣，而时人犹法先人之成法，现在舟求剑也，岂不谬哉？故秦以是兼并六国者，何也？非兵之力也，变法使之强也！自商鞅变法以降，秦日渐强大，至始天子，六国遂灭，此变法之利也。始皇既收天下，觉得依成法例天下可控，乃以治秦之法治天下，乃至斯须殆灭，此稳定之乱也！高祖得天下，乃疗摄生息，以财贿女子赂匈奴，忍辱负重，嘱后代子孙不得妄言兵器，何也？中国狼籍既久，民生艰巨，高祖遂窜改始皇之非也！及至孝武，乃举合国之力，使卫霍北击匈奴，追亡逐北，匈奴遂弱，此亦变之利也！今之天下，流民何多，其百姓不爱故地乡土耶？非也，实身处水火，而求自救也！使天下贱人皆暖衣饱食，纵刀剑加颈，亦不得使流徙也！故本日南来荆州百万之众，乃穷则思变也。既来荆州，遂得求存，安然自乐，此变则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