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背景的中国铁路公司为构筑津沽铁路，曾乞助于山西票号，争夺票号的支撑。
6、汇解协饷。继京饷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后，协饷也随之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银八万两，均由山西平遥票商汇兑。同年奉拨甘饷银二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等汇解陕西藩库。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拨陕饷银二万两，交元丰玖汇兑。光绪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银五于两汇解广西藩库。光绪十六年（1890）湖广将协饷一万两交百川通汇兑广东。光绪四年（1878）江西交蔚长厚协拨伊犁军饷银一万两。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长厚银一万两到包头局转解。光绪年间，粤海关交志成信、协成乾汇解乌鲁木齐协饷9615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交元丰玖一万两汇解山西归绥道转解乌里雅苏台。同年，广东交志成信票号12500两汇解察哈尔都统衙门转科布多。光绪十二年（1886），江西将协饷一万两，作为奉天丙戌年俸饷交蔚长厚汇解盛京户部衙门。光绪十九年（1893）江西将协饷15000两交蔚丰富汇解盛京。据不完整统计，从光绪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间山西票号共汇兑协饷1023万两，每年均匀达54万两。
由上可见，山西票号最后因为商品互换和货币扩大畅通的需求而产生，它是从贸易平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
钱庄的性子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停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及天下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普通商报酬工具；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互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重视社会信誉，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相互分野、相互衔接的处所。票号集合精力运营各地的来往汇兑，把有关处所性子的停业，逐步让与钱庄。在一些处所，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拜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钱庄、票号运营的货币兑换、汇总、存放款、发行票据等都与近代西方银行停业靠近，但钱庄、票号与近代西方各国的银行有着深切的辨别。
9、借垫教给各省及税关。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处所财务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产生了假贷干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办理夷务今后，……藩库度支每绌……向西商贷用”，不过这类假贷是“旋借旋还，无案可稽”。（《东粤藩储考》卷12，转引自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生长》汗青研讨》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承平天国农夫军叛逆，广东省财务堕入了非常宽裕地步，今后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
4、汇兑海防经费。同、光时，清当局洋务派策动的洋务活动，全面展开，并筹划海防，采办兵舰。海防经费多赖各省协济，并经山西票号汇兑。江西在光绪元年（1875）将厘金项下提出五万两，作为奉拨海防经费交在南昌的谦吉升、三晋源票号汇兑天津。三年（1877），又从厘金项下动银一万两交三晋源票号汇付北洋，一万两交新泰厚票号汇福建。光绪十四年（1888），福州将军将所征洋药厘金项下汲引银12万两，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领，解赴水兵衙门投纳。光绪十九年（1893），闽浙总督将征收土药税厘银6439两，交山西票商蔚长厚汇解水兵衙门。光绪十二年（1886），四川将银10万两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号承领，汇解水兵衙门交收。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灾银19802两，交山西票号协同庆等号承领江解水兵衙门。光绪元年（1875），江西交谦吉升、三晋源票号各25000银两，汇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隶大臣李鸿章。光绪三年（1877），又将厘金项下一万两交三晋源汇付天津北洋直隶大臣李鸿章，又将银一万两交新泰厚汇付福建抚臣衙门。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向山西票号百川通借垫银五万两电汇北洋大臣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