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
票号运营汇兑和存放款停业，最后以商号和小我为工具，以本地商埠为重心，咸丰以来，又为清当局大量汇兑公款。
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干系是一种贸易来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开初，钱庄的本钱亏弱，须向票号假贷。而票号情愿支撑钱庄，藉以包容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靠票号作为后盾，能够获得官方信誉，便于展开停业。票号与钱庄的性子、构造和停业范围分歧，且可互补。
如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先应解银228135两，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由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至京。同治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谦吉升、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元丰玖借银242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师旅饥荒，急需军饷，而广西库空如洗，广东筹拨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作为第二批起解承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定赔款，四川每年派银220万两，匀作12次每月分摊，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刻下解期又迫，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于年底汇江海关，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还款。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托付内运。同治十二年（1873），晋省因库储久空，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光绪十三年（1887）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奉天官盐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银20万两周转。
20世纪初，在天下展开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进献。如山西建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150万两，并且是保晋公司的首要集股者。直通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得自山西票号的存款57万两，是全数告贷72万两的70％。
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310万银两，此中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源、协同庆、天成亨、蔚长厚、蔚丰富、新泰厚等票号收存，表白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干系。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绪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上海、汉口、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