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丰号银500两月息7厘
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背景的中国铁路公司为构筑津沽铁路，曾乞助于山西票号，争夺票号的支撑。
钱庄的性子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停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及天下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普通商报酬工具；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互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重视社会信誉，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相互分野、相互衔接的处所。票号集合精力运营各地的来往汇兑，把有关处所性子的停业，逐步让与钱庄。在一些处所，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拜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5、汇兑铁路经费。光绪时构筑铁路是洋务活动的首要内容。清廷对俄建远东铁路有所警戒，遂决定修建关东铁路，并规定修建铁路经费各省年拨银五万两，16省共80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汇兑至京。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将银五万两，交日升昌等九号汇兑。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交协同庆二万两、百川通15000两、蔚泰厚15000两汇解直隶总督衙门。是年湖广应解关东铁路经费三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与北洋大臣。又有安徽应解铁路经费交百川通汇解。大抵在光绪十六到十九年间（1890――1893），山西票号汇兑铁路经费在20万两以上。
3、兑条。手续于定汇以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
以上统计申明，票号把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说票号的好处与清当局的好处紧密联在一起，乃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华之路。
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干系是一种贸易来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开初，钱庄的本钱亏弱，须向票号假贷。而票号情愿支撑钱庄，藉以包容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靠票号作为后盾，能够获得官方信誉，便于展开停业。票号与钱庄的性子、构造和停业范围分歧，且可互补。
20世纪初，在天下展开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进献。如山西建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150万两，并且是保晋公司的首要集股者。直通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得自山西票号的存款57万两，是全数告贷72万两的70％。
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银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银由山西票号蔚长厚、新泰厚汇赴江海关道衙门转汇直隶。上面是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山西票号汇兑京饷银两统计：（《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元年（1862）10万两同治H年（1863）139万两同治三年（1864）56万两同治四年（1865）128万两同治五年（1866）235万两同治六年（1867）413万两同治八年（1869）277万两同治九年（1870）37万两同治十年（1871）15万两同治十一年（1872）283万两同治十二年（1873）155万两同治十三年（1874）10万两光绪元年（1875）453万两光绪二年（1876）384万两光绪三年（1877）233万两光绪四年（1878）2万两光绪五年（1879）179万两光绪六年（1880）296万两光绪七年（1881）240万两光绪八年（1882）143万两光绪九年（1883）221万两光绪十年（1884）24万两光绪十一年（1885）283万两光绪十Th年（1886）280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10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1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152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329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290万两光绪十八年（1892）313万两光绪十九年（1893）266万两以上31年中，票号汇兑京饷5860万两，均匀每年达189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