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天下展开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进献。如山西建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150万两，并且是保晋公司的首要集股者。直通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得自山西票号的存款57万两，是全数告贷72万两的70％。
德馨堂银2000两月息8厘
6、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
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背景的中国铁路公司为构筑津沽铁路，曾乞助于山西票号，争夺票号的支撑。
光绪三十年（1904）清当局规定公款发商生息体例后，利率年息不过4厘到5厘，票号占用公款仍然好处很大。
9、借垫教给各省及税关。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处所财务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产生了假贷干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办理夷务今后，……藩库度支每绌……向西商贷用”，不过这类假贷是“旋借旋还，无案可稽”。（《东粤藩储考》卷12，转引自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生长》汗青研讨》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承平天国农夫军叛逆，广东省财务堕入了非常宽裕地步，今后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
5、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
2、对近代工交业发放存款。到19世纪80年代前期，山西票号除对钱庄停止贸易放款外，也开端了对近代工交业发放存款。固然其数量不大，但无疑是有主动意义的。
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693万两，此中户部存放银行424万两，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206万两，占总额的30％，存放本国银行57万两，占总额的8％，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占总额的1％。
5、汇兑铁路经费。光绪时构筑铁路是洋务活动的首要内容。清廷对俄建远东铁路有所警戒，遂决定修建关东铁路，并规定修建铁路经费各省年拨银五万两，16省共80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汇兑至京。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将银五万两，交日升昌等九号汇兑。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交协同庆二万两、百川通15000两、蔚泰厚15000两汇解直隶总督衙门。是年湖广应解关东铁路经费三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与北洋大臣。又有安徽应解铁路经费交百川通汇解。大抵在光绪十六到十九年间（1890――1893），山西票号汇兑铁路经费在20万两以上。
山西票号的停业活动详细来讲包含以下十一个方面：
如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先应解银228135两，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由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至京。同治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谦吉升、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元丰玖借银242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师旅饥荒，急需军饷，而广西库空如洗，广东筹拨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作为第二批起解承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定赔款，四川每年派银220万两，匀作12次每月分摊，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刻下解期又迫，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于年底汇江海关，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还款。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托付内运。同治十二年（1873），晋省因库储久空，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光绪十三年（1887）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奉天官盐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银20万两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