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通过本钱市场、上市公司、公开市场获得资本。如果股票市场不好，有各种忌讳，比如不让你发股票，那你也得不到资本。
第二个故事是荣毅仁的故事。荣家在1949年之前和当局的干系很远，根基上是纯民营企业，靠市场在内里折腾。抗战的时候，很多企业都内迁，荣家的一部分企业迁到了重庆。他家的企业也做得很大，进入了银行等金融范畴。抗战以后，百姓当局培植荣家，当时候金融业是国进民退，他家在银行的股分都被国有本钱挤出去了，江湖上的人乃至绑票荣家的人。以是，荣家对这个旧政权很仇恨，很不对劲。1949年今后，作为荣家的第二代，荣毅仁决然从外洋返来，和新政权建立了干系。1956年，他带头把本身的资产捐出去，做了上海市副市长。毛泽东让他做典范，他就做了。“文革”之前，他是原纺织产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被整得很惨，但他没有牢骚。厥后，中信银行开端创办的时候，当局没甚么钱，荣毅仁就把当局发还给他的“文革”前的那些财产又捐了出来，拿去办了中信，也没算股分。成心机的是，在他归天的那一年，《福布斯》表露他的儿子荣智健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他和当局结了两代人的缘，荣智健在亚洲金融风暴时碰到困难，当局给了他很大的支撑。
我再举个例子。有小我的朋友出了状况，他传闻或人能帮手“捞人”，就连夜开着车，车前面放着1000万元现金去给人送钱，成果被英勇机灵的公安和纪检职员抓住了。大师想想，当我们碰到题目的时候，如何制止本身不做如许的决策？这就要靠公司的管理来束缚。
第二方面的题目，和民企的干系，就是你究竟是做百分之百的私家公司还是有一些股分插手。如果有股东，你究竟占多少股分公道，是51%、60%还是30%、20%？我信赖大师会常常去算。如果公司非常赢利，那你能够悔怨本身的股分太少。如果公司不赢利，那你能够又嫌本身的股分太多，当时如果有别人来一起分担分担就好了。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永久算不出来的：第一，一辈子赚多少钱算不出来。我能够和大师打个赌，如果让你说你20年今后能赚多少钱，你永久也说不对，因为我们算不出来。第二，将来有多少幸运和痛苦算不出来。第三，甚么时候、以甚么体例结束生命算不出来。固然这三件事算不出来，但前两件事我们每天都在算。男人爱算第一件事，女人爱算第二件事。男人总在算要赚多少钱，女人总在算要有多少幸运，但都算不准。第三件事我们现在不算，将来到了病院，大夫跟我们一起算。以是，人们老是很纠结。那么，到底你占多少股分公道呢？第一，要考虑好处的题目；第二，要考虑管理的题目。比如，如果你占51%，那你乃至能够让董事会变成一种情势。但如果你占20%，那你就老得开董事会，因为你得和董事们筹议。这也牵涉到公司如何管、如何治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