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云：“镇潼军节度察看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四十一字。自元丰今后，更使名，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扼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其冗也。
军中抵名为官
枢密称呼
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滑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顺俗至于四十八钱。承平兴国二年，始诏官方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官方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宣布弊端
外制之难
文臣换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换授武使，皆不越级。钱若水自枢密副使罢守工部侍郎，后除帅并州，乃换邓州察看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维以尚书，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察看。庆历初，以陕西四帅方御夏、羌，欲优其俸赐，故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皆以枢密、龙图直学士换为廉车。自南渡以来，始大不然。张澄以端明学士，杨倓以敷文学士，便为节度。近者赵师夔、吴琚以待制而换承宣使，不数月间遇恩，即建节钺。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换察看使，皆度越彝宪，诚异恩也。(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九朝国史
省钱百陌
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称。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低，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订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在朝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
士大夫告命，间有弊端，如文官，则犹能自言，书铺亦不敢大有邀索。独右列为不幸，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注释一体，以白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该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觉得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觉得罔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本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