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易中天中华史：安史之乱 > 第25章 知向谁边
的确，因为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宦途，并逐步成为官僚步队的支流，文学艺术的布衣化已是局势所趋。究竟上，正如欧洲的文艺答复指向将来，古文活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实在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认识形状和话语权。
可惜在王朝期间，立法者的美意常常是一厢甘心，中晚唐天子的诏令更一定能真正实施。贞元三年（787），天下大歉收，物价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钱，粟八十。为了制止米贱伤农，帝国命令以平价收买粮食。这当然是中心当局的惠民政策，成果倒是农夫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是的，黄巢用他的《菊花》诗，以攻讦的兵器为唐诗精力做了总结，也靠转战南北，用兵器的攻讦为天下帝国画了句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十仲春，他攻陷了大唐的东南港口福州，又在次年兵临广州城下。担负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被回绝后，黄巢破门而入，搏斗了对峙抵当的住民，此中便包含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些本国人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等中国产品的出口商，黄巢却连桑树都砍掉了，让阿拉伯人好久穿不上标致衣服。[28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这统统，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可曾想到？
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是如此。传闻，他的乐府诗是连浅显公众都能听懂的。难怪同期间的日本人赏识唐诗时更偏疼中唐，在中唐墨客中又最喜好白居易。毕竟，当时他们正在向中汉文明学习，并且“文明程度还不高”。[276]
赵光奇答：不幸运。
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并且相辅相成。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向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浅显文学传奇，竟然毫无停滞地“同流合污”。
窜改与两件事情有关，这就是科举制和两税法。后者简朴地说，就是以田亩为单位肯定地税，以贫富（户等）为标精确订户税，以货币替代谷米和绢帛停止交纳，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冗赋全免。因为有地税和户税两种，又是夏秋两季征收，以是叫“两税法”。[271]
平心而论，两税法的意义是主动的，因为赋税的征收由按人丁计算变成了按资产计算。户税当然是大户多纳，小户少交，地税也是地多的税多，地少的税少。这就在必然程度上减轻了泛博费事群众的承担，无益于束缚出产力，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规复和生长。[272]
没错，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无益于他们的。
安史之乱今后的大唐仿佛换了一个样，不但天子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则天那样的，就连服饰也焕然一新：衣服由紧身窄袖变生长袍宽袖，眉毛则由又细又长变成又短又粗。难怪白居易如许描述老宫女的过期后进：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颀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269]
分界点还是安史之乱。
请存眷下卷《大宋改革》
是以，韩、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决不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前后，术业有专攻，如此罢了。又如他的《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至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是不压韵的口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