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易中天中华史：安史之乱 > 第3章 宋璟当国
委员制，开端向魁首制窜改。
齐澣实话实说：仿佛比不上。
代替姚崇的是宋璟（读如景）。
侍从仓猝禁止：这类东西吃了有伤圣体。
因而姚崇不免飘飘然，乃至不无对劲地问部属齐澣（浣的异体字，读如换）：你看我这个宰相能够跟谁比拟？
缺点则是权力落空了制衡。实际上，三省六部的轨制设想初志，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履行权分离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相互监督。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难道变成失衡，分权难道变成集权？
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员。厥后，又增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称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更费事的是，姚崇喜好玩弄权谋，也不敷廉洁，起码没能管好后代，乃至卷入里通本国的贪腐案中。幸亏他及时接管齐澣“退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去相职，这才平安然安软着陆，还获得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间隔他担负中书令刚好整整三年，真可谓“救时之相”。[21]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这是得意，也是自知。作为担负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气势是干脆利索又勇于担负，确切能够救时。开元三年（715）蒲月，太行山以东遭受蝗灾，处所官和老百姓都害怕天命不敢灭蝗。姚崇却说：怕甚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而不救人的事理？请天子陛下不要颁旨，由我签订当局号令剿除蝗虫。如果有天谴，我姚崇一人承担就是。[18]
姚崇说：固然如此，总得有个说法吧？
之前多次说过，汉、唐两代的宰相是分歧的。汉朝宰相是小我，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办事机构则叫相府。唐朝宰相倒是群体。凡是有资格插手国务集会的，非论人数多少都是宰相。宰相没有正副，只要轮值主席，叫执笔。开会地点在政事堂，以是叫当局。
女皇说：这件事昌宗已经向朕奏明，能够算自首。
宋璟说：依法，自首免罪条目分歧用于大逆不道。
姚崇却喜出望外。他欢畅地把笔一扔：哈哈！能够救时的宰相，又岂是随随便便找获得的？[17]
相府与当局，是汉与唐的辨别。
这很酷，固然未免作秀之嫌。[20]
齐澣说：也不过救时之相罢了。
宋璟是姚崇保举的，两人的气势却完整分歧。姚崇矫捷矫捷，能谋善变；宋璟对峙原则，老成慎重。传闻，当时玄宗派了一名将军迎他进京，宋璟竟然一起杜口不言。遭到礼遇的将军归去今后大吐苦水，天子对宋璟却更加恭敬，因为履行公事的时候本来就不该讲甚么私房话。[22]
此言很有太宗遗风。贞观二年（628）六月，检察灾情的李世民就曾抓起一把蝗虫往嘴里送。他的说法是：五谷是老百姓的命，不能被它们吃了，要吃就来吃朕的脏腑！
长处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长处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调和的构造，行政效力较着进步。并且因为有了本色上的辅弼，它也是一个能够问责的当局。不然，姚崇当年如何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订号令，出了事情我卖力？
姚崇又问：比得上管仲、晏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