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甚么？是谁的？”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但是貌虽如此，内骨子是还是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构造的军当局，甚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器司长……。这军当局也到底不悠长，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出去了，但即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出去今后，也就被很多闲汉和新进的反动党所包抄，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抵换上皮袍子了，气候还并不冷。
“景象还是不可，王金发他们。”一个客岁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建议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另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晓得你决不推却的。”
“何必推举呢？天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啰。”他说。
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义，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能够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这不是股本……。”
但是这定见厥后仿佛逐步淡薄，到底忘怀了，我们今后也没有再见面。直到反动的前一年，我在故里做教员，大抵是春末时候罢，俄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瞥见了一小我，相互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我想我当时点头约莫有两回，他们瞥见的不晓得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查抄时清幽，必然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公然是的。
到冬初，我们的情状更宽裕了，但是还喝酒，讲笑话。俄然是武昌叛逆，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向来没有见过的。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类定见，恐怕是度量者不乏其人，并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略不敢决然编削，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哦哦，你是鲁迅！”
“报馆为甚么不收股本？”
“你当时之前，早晓得我是谁么？”
“不是股本是甚么？”
第二天打捞尸身，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但是事情很刚巧，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同意，但颇苦楚，说：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首，说北京打单小孩的“草率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并且以他为胡人。现在晓得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相互的嘲笑和哀思。他眼睛还是那样，但是奇特，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或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意到。他穿戴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本身的经向来，他说他厥后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返来了。回到故里以后，又受着轻视，架空，毒害，几近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间，教着几个小门生糊口。但因为偶然感觉很气闷，以是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汇集了很多质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卌孝图》——原书有注云：“卌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故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费事——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