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门有很多传授。这些学者有的是古文学派，有的是今文学派；有的信程朱，有的信陆王。此中有一名信奉陆王，教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是两年的课程，每周四小时。他从尧舜讲起，讲到第一学期末，还只讲到周公，就是说，离孔子另有五百年。我们问他，按这个进度，这门课甚么时候才气讲完。他答复说：“唔，研讨哲学，无所谓完不完。若要它完，我一句话就能完；不要它完，就永久不会完。”
正因为这个原因，以是西方的哲学研讨虽有那么多分歧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重视力的是逻辑。乃至在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之前，明朝的李之藻（1630年卒）早已同耶教神甫合译了一部中世纪讲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教科书。他译的书，名叫《名理探》。在第十九章已经说过，“名理”就是辩名析理。严复将逻辑译为“名学”。在第八章已经说过，名家哲学的本质，以公孙龙为代表，也恰是辩名析理。但是在第八章我已经指出，名家哲学与逻辑并不完整不异。但是有类似之处，以是中国人当月朔传闻西方的逻辑，就顿时重视到这个类似之处，将它与中国本身的名家联络起来。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独一的国立大学，打算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印度哲学门。门，相称于厥后的系。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要一个哲学门，即中国哲学门。在1915年宣布建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名传授，是在德国粹哲学的，当然能够教这方面的课程。我因而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但是使我懊丧的是，这位传授方才要教我们却归天了。是以我只要进中国哲学门学习。
在本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惟的最大权威是严复（1853―1920）。他暮年被满清当局派到英国粹水兵，在那边也读了一些当时风行的人文学科的书。返国今后，译出了以下著作：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甄克斯《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以及耶方斯《名学浅说》（编译）。严复是在中日甲午战役（1894―1895）以后，开端翻译这些著作的。而后他就非常着名，他的译本遍及传播。
严复译的书为甚么流行天下，有三个启事。第一是甲午战役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犯，丧权辱国，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信赖本身的陈腐文明的优胜感，使之产生体味西方思惟的欲望。在此之前，中国人胡想，西方人不过在天然科学、机器、枪炮、战舰方面高超一点，拿不出甚么精力的东西来。第二个启事是严复在其译文中写了很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观点与中国哲学的观点做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体味。这类做法，很像“格义”，即类比解释，我们在第二十章讲到过。第三个启事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当代英文却变成了最高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恭敬好文章，严复当时候的人更有如许的科学，就是任何思惟，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究竟的本身就像中国典范的本身一样的有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