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聘请约翰・杜威和柏特兰・罗夙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处所讲学。他们是到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们的报告中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申明。但是他们所讲的多数是他们本身的哲学，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体系已经一概烧毁了。因为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了解他们学说的意义。要了解一个哲学，必须起首体味它所同意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不然就不成能了解它。以是这两位哲学家，接管者虽繁，了解者盖寡。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拜候，毕竟使当时的门生多数翻开了新的知识眼界。就这方面说，他们的逗留实在有很大的文明教诲代价。
与严复同时有别的一名学者，在哲学方面了解比较透辟，观点比较深切，但是他放弃哲学研讨以后，才闻名于世。他就是王国维（1877―1927）。他是当代最大的汗青学家、考古学家和著作家之一。他在三十岁之前，已经研讨了叔本华和康德，在这方面与严复分歧，严复研讨的几近只是英国思惟家。但是到了三十岁，王国维放弃了哲学研讨，其启事具见于他的《自序》。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多数敬爱者不成信，可托者不成爱。余知真谛，而余又爱其错误巨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托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欢愉论与美学上之经历论。知其可托而不能爱，觉其敬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沉闷，而克日之癖好以是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此中求直接之安慰者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他还说，如此宾塞在英国、冯特在德国，这些人都不过是二流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都不过是调和科学或调和前人体系的产品。当时他所晓得的其他哲学家都不过是哲学史家。他说，他若持续研讨下去，能够成为一个很胜利的哲学史家。他说：“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启事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过了不久，另一名教员来教我们，他倒是成心识地尽力把这门课上成真正的逻辑课。耶方斯的书前面有很多练习，这位教员也不要求我们做，但是我本身仍然在主动地做。碰到有个习题我不懂，我就在课后要求这位教员讲授。他同我会商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能处理，他最后说：“让我再想想，下次来了奉告你。”他再也没有来，我为此深感抱愧，我实在不是成心难为他。
在本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惟的最大权威是严复（1853―1920）。他暮年被满清当局派到英国粹水兵，在那边也读了一些当时风行的人文学科的书。返国今后，译出了以下著作：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甄克斯《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以及耶方斯《名学浅说》（编译）。严复是在中日甲午战役（1894―1895）以后，开端翻译这些著作的。而后他就非常着名，他的译本遍及传播。
用逻辑阐发体例解释和阐发当代的看法，构成了期间精力的特性，直到1937年中日战役发作。乃至基督教会也未能避开这类精力的影响。为甚么在中国的很多教会把中国的哲学原著和研讨中国哲学的书译成了西方笔墨，却很少把西方的哲学原著和研讨西方哲学的书译成中国笔墨，大抵就是这个原因。是以在哲学范畴，他们仿佛是在做一种能够称之为倒转情势的布道事情。倒转的布道事情是能够有的，正如倒转的租借互换是能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