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聘请约翰・杜威和柏特兰・罗夙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处所讲学。他们是到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们的报告中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申明。但是他们所讲的多数是他们本身的哲学，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体系已经一概烧毁了。因为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了解他们学说的意义。要了解一个哲学，必须起首体味它所同意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不然就不成能了解它。以是这两位哲学家，接管者虽繁，了解者盖寡。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拜候，毕竟使当时的门生多数翻开了新的知识眼界。就这方面说，他们的逗留实在有很大的文明教诲代价。
因为逻辑是西方哲学中引发中国人重视的第一个方面，以是很天然的是，在中国当代各家中，名家也是近些年来第一个获得详细研讨的一家。胡适博士《先秦名学史》一书，自1922年初版以来，一向是此项研讨的首要进献之一。其他学者如梁启超（1873―1930），也对于名家及别家的研讨有很多进献。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独一的国立大学，打算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印度哲学门。门，相称于厥后的系。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要一个哲学门，即中国哲学门。在1915年宣布建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名传授，是在德国粹哲学的，当然能够教这方面的课程。我因而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但是使我懊丧的是，这位传授方才要教我们却归天了。是以我只要进中国哲学门学习。
用逻辑阐发体例解释和阐发当代的看法，构成了期间精力的特性，直到1937年中日战役发作。乃至基督教会也未能避开这类精力的影响。为甚么在中国的很多教会把中国的哲学原著和研讨中国哲学的书译成了西方笔墨，却很少把西方的哲学原著和研讨西方哲学的书译成中国笔墨，大抵就是这个原因。是以在哲学范畴，他们仿佛是在做一种能够称之为倒转情势的布道事情。倒转的布道事情是能够有的，正如倒转的租借互换是能够有的。
西方哲学的传入
西方思惟的传入
与严复同时有别的一名学者，在哲学方面了解比较透辟，观点比较深切，但是他放弃哲学研讨以后，才闻名于世。他就是王国维（1877―1927）。他是当代最大的汗青学家、考古学家和著作家之一。他在三十岁之前，已经研讨了叔本华和康德，在这方面与严复分歧，严复研讨的几近只是英国思惟家。但是到了三十岁，王国维放弃了哲学研讨，其启事具见于他的《自序》。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多数敬爱者不成信，可托者不成爱。余知真谛，而余又爱其错误巨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托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欢愉论与美学上之经历论。知其可托而不能爱，觉其敬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沉闷，而克日之癖好以是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此中求直接之安慰者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他还说，如此宾塞在英国、冯特在德国，这些人都不过是二流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都不过是调和科学或调和前人体系的产品。当时他所晓得的其他哲学家都不过是哲学史家。他说，他若持续研讨下去，能够成为一个很胜利的哲学史家。他说：“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启事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