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 > 第二章
谢安的例子申明，在魏晋南北朝期间，那些门阀士族只要有一两小我在朝中做大官，其他成员便能够享用非常优裕的物质糊口，并不需求直接依托天子，乃至底子不需求仕进。并且这些人受过杰出的教诲，在他们的心中便萌发了一种自发，自发本身并非其别人（包含天子）的东西，本身的生命也与其他任何人（包含皇族）一样贵重。当时很多人常常在诗文中感慨生命短促，该当及时行乐。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会感遭到这类激烈的情感，他说：前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古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何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魏晋士族的鼓起及个别认识的觉醒上一章讲，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一方面分裂动乱一方面又自在活泼的期间，形成这类两面性的底子启事，是中心政权的相对弱势和处所权势的相对强大。为甚么会呈现这类局面呢？此中的身分当然很多，有一个很首要的身分是，自东汉以来，中国社会呈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汗青学家凡是称之为“士族阶层”。士族阶层到魏晋期间已经生长得很成熟，多少士族变得很庞大，几近把持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明各方面的资本。
此中谢安的故事就很典范。
讲到士族，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董仲舒。他向汉武帝建议“免除百家，独尊儒术”，使经他改革过的儒术成为汉帝国的国度认识形状。同时他又建议汉武帝创办太学。太学本是古已有之，是天子和皇族受教诲的处所，范围并不大。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后，就把太学办得很有范围，到东汉末年，乃至庞大到有三万多名门生。因为独尊儒术，以是太学里只教儒家的五经，也就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每一经都找当时最优良的学者来教，这些教员叫“五经博士”，门生则主如果贵族青年和官员后辈。这些受过太学教诲的人成为汉王朝文官的来源，汉武帝今后的文官几近满是从太学中提拔的，以是汉朝太学有点像我们明天的中心党校。当时太学的教员和门生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又是最有能够当官的人。因为中心一级除了太学以外没有别的黉舍，处所上固然另有些官学，但范围不大，程度不高，以是普通人很难接管好的教诲，那么太学的师生就变成当时社会文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把持者。并且这些人的家属常常会世代相传，代代都受过杰出的教诲，代代都有人在朝廷里做大官，读书和当官是其两个首要标记，以是如许的家属就叫作士族。“士族”的“士”最早指贵族当中最低的一级，春秋今后逐步演变为有知识能办事的读书人的代称。因为天子的恩赐和法律的偏袒，这些士族常常获得很多的地盘，又享用免税的权力，很多农夫也志愿地投到这大树底下来找庇荫，成为这些士族的佃客。士族就如许雪球般越滚越大，逐步构成一个个庞大的家属，人数能够多到几百乃至几千。这几百几千人连同大片的地盘，就变成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一个个个人，乃至还具有保卫庄园的武装力量。我们在《水浒传》中读过“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祝家庄就有点像这里所说的士族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