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奉诏专征，吊民讨伐，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燃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玉清、金洞二玄坛招致的江南羽士也不在少数，史载杨广初镇扬州时，即“遣王子相、柳顾言迎羽士王远知至扬州相见”。王远知出于南朝第一高门琅琊王氏，是梁朝驰名羽士陶弘景的高门弟子，南边玄门的正统传人。《承平广记》卷二三引《谈宾录》曰：“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请王远知来江都四道场主持玉清玄坛，对江南玄门界明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表白杨广对玄门也一样正视。在杨泛博力搀扶下，王远知遂成为隋及唐初玄门界的俊彦。杨广还手书召隐羽士徐则到扬州授道法，徐则未达而归天，为此杨广深表遗憾，赐给徐则家“物千段”，又“遣画工图其貌，令柳作赞”，置于玉清玄观。
智觊仍求遁藏，他“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委不赴，“后举同窗”，以别人自代。杨广则再三恳请，执弟子礼甚恭，智“三辞不免”，最后终究勉强承诺前去江都。行前，智觊“仍求四愿”，即提出了四项前提前提。其一为“愿勿以禅法见期”，即请杨广不要希冀太高，不要希冀传授禅法；其二称“虽欲自慎，终恐刚正忤人，愿不责其端方”，答应保有本身独立的本性品德；“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要去就，……若通法愿许为法，勿嫌轻重”这是为本身传佛法而不阿世敬请谅解；四曰：“三十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这干脆就是声明本身此去应有来去自在。“四愿”言辞柔中有刚，表白智觊对隋朝或者说对杨广游移张望，力求在政治上保持必然间隔。
四道场内除高僧羽士外，杨广又“盛搜异艺，海岳搜扬”，采集了很多艺僧。玄门玉清玄坛有徐则画像，佛教慧日寺亦有“张善果画壁”。教界凡“一艺有称”者，即“三征别馆”。如会稽永欣寺僧智果，工书法，气势瘦劲，冒昧难类。杨广闻其名，召入四道场，并批评他和智永的书法说：智永“得王右军肉，智果得骨”。僧法论诗文才高，杨广“召论入道场，晨夕赏对，王有新文颂集，皆共询谋”。杨广还在江都构造和尚清算佛经，在慧日道场内立“宝台经藏”，将汇集到的经卷命慧觉等高僧清算，“五时妙典，大备于斯”，共得四藏，“将十万轴”。杨广乃嫡亲身撰《宝台经藏愿文》。唐僧法琳记云：“平陈以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全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杨广的这些作为，为佛教的生长做出了庞大的进献，同时也使得当时南陈腐地的佛教权势融入大隋，使得南北佛教信奉成为一体，这对于隔阂已久大南北来讲意义严峻。
晋王杨广在江都大弘佛道，与灭陈之时杨坚对江南教界的峻厉态度构成光鲜对比。时杨坚以江南佛教“十滥六群，滋章江表”，而“别降纶言，既屏僧司，宪章律符”。父子二人虽伎俩不一，但是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对于宗教的目标倒是分歧的，都是要将江南教界的活动归于王朝的周到节制之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二记曰：礼以家僧，不属州县，迄于终历，征访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