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三年（593年）仲春二十二日，杨广入朝，行至陕州，又遣使送去亲笔信往荆州奉迎智，称本身“驰仰之诚与时而积”。蒲月，智觊派弟子奉书报晋王，奉上新建玉泉伽蓝图，献上相传是本国奉献给梁武帝的贵重“万春树皮法衣”。杨广收到礼品后即修书一封表示感激，并附一份丰富的礼单以示还报。杨广还在朝见父皇时奏告了本身为安宁江南政局而拉拢操纵智觊的企图，杨坚非常正视，于开皇十三年（593年）七月二十三日敕书匾额，赐智觊创办的精舍名曰“玉泉寺”，并敬问道体。天子御笔亲题金字，对于正遭到费事的智觊大师来讲，的确是庞大的恩德，这也恰是大师求之不得的。荆州总管王世积随即“到山礼拜”，智觊的景况无疑大为窜改了。弟子为大师帮了大忙，因各有所求，已渐冷淡的师徒干系仿佛又热起来。
智觊大师我行我素，傲慢地回绝晋王杨广的“累书延屈”，当然使晋王大丢面子，但杨广也并未激愤，表示出极高的政治素养和极大的耐烦。智觊阔别江都而入荆湘意在摆脱晋王的节制，但终不能摆脱大隋政权的监督，阔别晋王却也使智觊难以获得晋王的政治庇护。时杨坚在旧陈荆州等地设置的总管府，虽说总归晋王节制，但实际上是直接服从于朝廷，“总管刺史加使持节”，具有很大的权力。如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即有便宜处置之权，能够朝廷名义任命刺史以下官吏，杨广号令所达地区实际上仅限于扬越一隅。
但是，也有一些高僧果断回绝杨广的延揽，不肯前去江都四道场“任职”。如《续高僧传》卷一《彭城崇圣道场靖嵩传》记曰：“隋炀昔镇扬越，立四道场，教旨载驰，嵩终谢遣。及登紫极，又有敕征，固辞乃止。门人问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动止严难，虽内道场，不如物外’”。姑苏虎丘山名僧智琰因“道盛名高”，被杨广召进慧日道场，后亦“以辞疾，得返旧山”。江南第一高僧的智觊虽被杨广延屈至江都。但智觊却也果断回绝进入慧日道场。
施之以李，报之以桃。杨广施此恩德，天然要图还报，因而更加紧了对智觊的延揽。玄月旬日，杨广致书智觊，称“弟子还镇非久，便愿沿流仰合江都”再次聘请智觊往江都。玄月二十四日，杨广又由京师写信给智觊，称“仰违已久，弛系实深”，“献岁非遥，倾迟虔礼，暮春届节当遣奉侯”。不日，又遣统军鲁子誉送信，书称：“秋仲归蕃，请夏讫沿下，在于拜觐”。开皇十四年（594年）玄月，杨广从驾东巡于路又两次修书存问“道体康??”。开皇十五年（595年）正月，杨广随杨坚祠泰山后还镇，即于二旬日遣使奉书往迎智觊，称“余春未尽，必希拜觐”。杨广的恩德和“致书累请”使智觊再也不好推让，随即逆流东下，“重履江淮”。
法会竟被处所官勒令闭幕，足见其事之严峻。时江南平叛不到两年，隋对旧陈遗民气存鉴戒，曾多次命令收缴兵器，直到开皇十八年（598年），还命令制止“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关”。智觊“因相聚结”了一千余僧，外加学僧三百，而未经官方同意，天然“有乖国式”。特别是智觊先前与南陈君臣干系密切而不附隋朝，隋处所官员恐怕他以宗教名誉聚众谋反，他的自在布道又怎能不使“州司惶虚”。能够必定，斥逐智觊的法律是处所官依法行事，而决不是秉承晋王的号令。为了寻求政治庇护，智觊写信请杨广做玉泉的大施主，杨广再次表示同意。杨广后又写信给荆州总管达奚儒，请他对智者及所修玉泉寺多加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