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徙宁古塔处所”的处罚。这决不是伶仃的个案。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就上奏说：“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职掌，即百职诸司，感事忧时，岂无一得之见，况求之使言，谁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于不敢。而其以是不敢之故，不过因祸福短长横于前，诛殛放流迫于后尔。”（《清世祖实录》，卷112）有一个叫李森先的御史，更直截了本地指出：“皇上孜孜图治，求言之诏屡下，而两月以来，大小臣工，犹然迟回张望，不肯进言者，皆以畴媒介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尔。”（《清世祖实录》，卷117）你想，上书言事必须随时冒着“诛殛放流”的风险，官员们如何能不“以言为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