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现在我唐行三钱，即开元钱、乾元钱和重轮钱，实为币制混乱、私熔成风的祸因，请晏相推行法律，只留一钱，禁其他二钱之畅通，一旦币制同一，再佐之以限钱、禁铜之令，私熔之风亦可去其太半，此二法也。谨对。”
这时平康坊金吾巡铺外的雨声，仿佛稀少了下来。
刘晏所说的限钱法和禁铜法，便是官府出面，严禁官庶私藏过量的铜钱，超越限额便要课以重罚，而禁铜法例更好了解，直接制止市道上铜器的畅通。
以是高岳干脆说，“某有三法。”
但是刘晏的策问还剩两道，“四问，开天以来，版籍废弛，流民无寻，国度军资多仰商贾，然前代规定，商贾须缴二倍于民之户税，另分外征十一之税，以求抑商之功效。现在是该重商，还是抑商，可否请郎君明示？”
高岳抬眼一看，然后在心中痛骂本身，当初肚子饿得是鬼迷心窍了，仓猝中把几个钢镚给了刘晏：现在刘晏手里的钢镚，正面清清楚楚刻着“中国群众银行”的字样，背面则是朵光辉盛开的菊花......
这该如何解释？
看高岳这模样，刘晏终究忍不住，抬头哈哈大笑起来，“高郎君，你可真是个大坦白的人。”
刘晏连连点头，但他随后望着高岳，举高了调子，“如有一日，小杨隐士重新当路，木简换象笏，绿袍换朱紫，登宣政殿正衙，入延英殿问对，他要担当元载的遗策，急于在原州筑城，群臣拥戴，圣主赞成。高郎君这番灼见，又敢不敢、肯不肯在小杨隐士面前说？”
本来高岳的意义是，唐朝前中期所谓的“赋彼商贾，抑浮惰之业”，便是举高商贾的人丁税，使其倍于浅显百姓，而在商贾贩货的畅通环节里却很少征税，这是当时政策制定者不体味贸易运转规律而至——高岳的意义是，将本来的“税商”变成“商税”，侧重在贸易行动本身里抽税，改直接税为直接税。
刘晏的这第三问，可真的是难，如果是私铸会导致货币伪滥的话，那么私熔则可直接让货币收缩，也就是中古社会最感痛苦的“钱荒”。
不过幸亏先前去拜见萧昕，过夜南园时，高岳曾详细就教过萧昕诸如此类的题目，早已听取接收了萧散骑极其贵重的“人生经历”，对这类底子国策走向题目，当然也是非常熟稔了，且容我渐渐说来。
高岳对元载遗策的观点是，承认他的大计谋，但不承认急于在原州筑城的详细战术，那样太急于求成，他以为更应当戒急用忍，先在泾原一带立下脚根，以图长远。
刘晏点头，不过还是进步诘问曰：“郎君此策，虽不能将铸钱本利回到开天之时，但采造和本钱各一贯还是能够的，此为治本之法，然晏更求便利之法，有否？”
“哦哦！”刘晏很有兴趣地摸着髯毛。
高岳拱手答复说，“行商、坐贾，皆得货殖之利，国度与其抽其本处重税，不若将商贾赋税划一于公众，转而榷茶酒铁盐之专卖、买卖除陌、关津埭程、外夷市舶之税，必十倍于昔。谨对。”
“亦有。”
“可否见教？”
MMp，这行卷比《孤女传》、《葫芦记》、《东洋贞子作怪记》、《槐北疑案集录》要难上数倍！
接着刘晏取出高岳送他的一角钢镚，“实在我始终最大的迷惑就是，郎君的这几枚奇钱。”